写作之难，在于把网状的思考，用树状结构体现在线性展开的语句里。——<美>史蒂芬·平克
上一章我们讲了枢纽性人物的创新。他们的创新作用是向外的：替读者登山一望，披沙拣金，从此天下有福。
这一章我们来看另一种创新：在文本内部所做的结构创新。
写书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正如本章题记中史蒂芬·平克讲的那样：“难在把网状的思考用树状结构体现在线性展开的语句里。”我们平时对别人说一件自己的事，尚且要感慨一句：“唉，从哪说起呢？”更何况，世界千头万绪，每个点都和其他点纠结在一起，每个因素都牵扯着无数因素，要将其写在纸上，变成一个前后有次序的线性过程，谈何容易？
作为“策展人”的司马迁
早期的写作都是发生一件事就写一件事，大人物说一句就记录一句。这是把时间当成了唯一的写作线索。《理想国》《春秋》都是这样写成的书。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书只能是记录之书，很难是创作之书。
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出现了一次伟大的文本体例创新：司马迁写的《史记》。
公元前110年，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谈跟随汉武帝封禅泰山，但是半路抱病，他自知来日无多，就召来儿子司马迁见了最后一面。临终时，他给了司马迁两个巨大的压力。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所谓孝道，从侍奉双亲开始，进而忠于君主，但终究是要成就你自己。你如果能扬名于后世，父母也会因此获得荣耀，这才是最重要的孝。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孔子作《春秋》，写到鲁国的西郊出现一只麒麟为止，到现在又有400年了，再也不曾有一部那样的史书。
——刘勃：《司马迁的记忆之野》
简单说就是两句话：第一，为了我，也为了成全你的孝道，你必须把这本书写成，这是你的责任。第二，已经400多年没有人认真写史书了，这是你的机会。
话说的很重，回到司马迁的视角看，他面对的是多么艰巨的一个任务啊！从三皇五帝到此时，数千年的历史，无数的人物、事件、兴亡、沉浮，怎么能在一本书里写尽呢？
司马迁最终创造出了纪传体的写法。也就是以人物为主要线索来创作。
在那个时代，人还不是觉醒的个体，只是国家、君主、宗族的附属物。从人的角度来看世界，这是一个极大的脑洞。相隔2000多年，我们对这种写法已经太熟悉了，以至于很难体会到这种创新带来的震撼。
一个不尽恰当的类比是：我曾买过一本德国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书《尼罗河传》。路德维希可是给歌德、拿破仑写传记的人，居然会为一条河流写传记？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新鲜感，也许和当年的汉朝人第一次看到《史记》的感觉类似。
当然，司马迁的这次创新要伟大得多，也深刻得多。
一般我们认为，所谓纪传体，“本纪”部分写的是帝王传记，“世家”部分写的是诸侯传记，“列传”部分写的是个人传记。之所以名称不同，是因为这些人的身份不同。
但是有一次，战略学者王鼎杰跟我聊起《史记》，他说，这是对司马迁本一的窄化理解。他认为——
“本纪”主要负责记录文明秩序的溯源和变迁。只要是主导了某个时期天下秩序的人物，都可以写入本纪。这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项羽、吕雉没有当皇帝，但也被写进了本纪。本纪是中华文明演化的主干。
“世家”记录的是地域的开拓与国家的绵延。所以，无论是周朝分封的诸侯，还是汉朝分封的世家大族，都被写进了世家。有趣的是，孔子和陈涉这两个人并不是受封的诸侯，为什么也进入了世家呢？因为他们是重要文明支出脉的开拓者。所以世家是中华文明延伸出去的枝条。
“列传”记录的则是个体的觉醒与人性的光辉。为什么《伯夷列传》是列传的第一篇？不仅是因为他们品德高尚，更重要的是这两兄弟本来是孤竹国的王子，因为不愿意卷入继承人纠纷，所以主动离开了自己的家族，浪迹天涯，也就成了最早彻底挣脱家族和地域束缚，实现个性觉醒的代表人物。70篇列传，每一篇都是中华文明杰出的人性果实。
三种篇目合起来就是中华文明主干、枝条和果实的一张全景图。“纪传体”体现出来的创新力是惊人的。此后2000多年，二十四史的作者再也没能跳出这个体例。用清代史学家赵翼的话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优秀的书籍体例创新有两重作用：一是封死了一部分想象力，二是打开了一部分创新空间。有了《史记》，官修正史，只能沿着司马迁开创的道路往前走。但是有雄心的史学家还可以另辟蹊径，于是就有了《资治通鉴》对编年体的复活，以及南宋袁枢首创的“纪事本末体”。
为什么书籍的体力创新这么难？因为它和人类的信息本能正好相反。
人的本能是搜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在上古时代，多提升一点对环境的感知能力，人的生存概率就大一点。早年写书也是在这种本能的驱动下，要尽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塞进更多的东西。比如《春秋》是编年体史书，只记载了史诗的大略。后人就往里填补更多的内容，于是就有了《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
这和我们今天的媒体是一样的。一件事会衍生出快讯，现场直播，综述，评论等新闻形态。受众也会追着看，生怕自己错过了什么。当然，这也造成了巨大的信息噪音。
而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内容形态，我们称之为“展览”。和媒体相比，展览的努力方向正好相反。展览不要全部，它“要在充斥着信息噪音的洪流当中，挑选出一小部分可以感知的东西，赋予它意义，创造出一个小世界”。
大英博物馆曾经也是一团或多或少有些条理的杂乱物资，储藏在一座岩块剥落的伦敦别墅里那空旷扩大的潮湿密室之中，等待一货车一货车的物资添砖加瓦。
历任馆长从一开始就对管理各式各样的藏品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从杂乱无章中创造井然有序，从井然有序里诞育知识见闻，从知识见闻里获取对世界的理解，领悟人文、人性在大千世界的位置。
各式各样的博物馆乃是高水准文明的标志，是公民良善的公开宣示。它认定，关于过去的知识，对人类愿景和人类成就的理解，都是良善政府的先决条件。一旦我们开始损蚀博物馆，就是在损蚀我们的文明基点。
——<英>詹姆斯·汉密尔顿《大英博物馆》
泰戈尔在《流萤集》里面说过一句话：“美懂得说‘够了’，野蛮吵着闹着还要更多。”“展览”就是一种很“美”的内容创新方式。它不要更多，而是在有边界的时空里，选择很少的几类展品，为每一个展品赋予意义，在展品之间构建观赏的动线，借此来表达一个宏大的主题。
大英博物馆是“展览”，奥运会是“展览”，《史记》也是“展览”。
西晋的张甫曾经比较过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说前者水平明显高过后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续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司马迁用更少的字呈现了更长时段的史实，所以水平高。这是用“策展人”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作家了。
司马迁其实是中国第一代“历史策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