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工商业两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专业化市镇出现和商帮的崛起。其中就包括晋商和徽商。本小节我们重点谈谈这两个方面的发展。
1：市镇化的发展
从先秦之后1000多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在仅有的大都市，工商业也较为集中，但到了明代，为什么市镇经济活动日渐繁荣和发展，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人口结构的改变，前面讲到的宋代的水稻革命和明代的棉花革命，让中国人口吃饱穿暖，尤其是江南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人口迅速膨胀，尤其是农村人口。由于棉花经济以小农的家庭纺织业为主，新型的市镇的不断涌现，其重要的功能不是为了农民消费服务，而是为农村生产服务，参与贸易的不是“以物易物”的小农户，而是大商贩和巨额资金，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从广大的农村收集棉花等农产品，销往全国，形成了一套产业链。
明代的市镇有316座，而在宋代仅有71座，呈现出了历史上罕见的离心现象。小城市越来越多，大城市人口在不断减少。前面讲宋朝的开封都是百万级的人，到了明朝却小了很多。人口更向农村考虑。这与朱元璋奉行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不无关系。
明代的人口发展尤为迅速，从初期的7000万人，到16世纪的1.3亿左右，实现了翻番，甚至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达到了3亿的泱泱大国。但城市化方面，却不断下降，从战国时期的15.9%，西汉的17.5%，唐代的20.8%，宋代的22%，到明代只剩下10%左右。甚至到后面的明清时期仅仅为6%左右。城市化人口比例的迅速减少，与当朝政府的统计小农经济、求稳的中央集权策略也有很多关系。在中央集权下，将民众分散到广大的农村，分化了权贵势力和富豪阶层的势力，让民间势力分散到广大的农村，资本和人才、资源的聚集效应根本没办法发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明代民间纺织业如此发达，但是没有最终促成像欧洲工业革命一样的产业革命，最终推动社会进步。而中国的明代开始，中国和欧洲走向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
1：商帮的发展
在史书中江浙一带的常以经商闻名，由于江南棉花和水稻等农产品的丰富，江南一带的商业也日趋繁荣并成为了全国中心，尤其是棉花产业也完全成为了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也是民间资本最为活跃的领域，还诞生了一批真正意义的自由商人。商帮的出现，是中国企业史上一件大事。他们以市镇为生产和销售基地，以城市为生活和消费中心，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经营模式。明代商帮最出名的还不是江浙商帮，而是晋商和徽商。
自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变法以来，中国历代都非常重视盐业的发展，盐业税收也是国民的支柱产业。明代也不例外。在朱元璋开国之后，为了防御北方蒙古人的骚扰，安排了重兵把守，重新修建了万里长城，常年驻军80万，这样就需要大量的粮食，让中央财政吃紧。1370年，政府实行了“开中制”，商人要获得盐引，必须运粮食和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制定的盐场取盐，再到制定的地方销售。实际上就是“以盐养兵”。这一政策让临近北边边疆的山西商人迅速发展起来。山西商人以运城为中心，收粮换盐，横行天下，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称之为晋商。晋商中最为出出名的要数蒲州的王家和张家。这两家实际上成为了北方盐业的垄断巨头。
传统意义上的商帮有三个特征，一是来自同一个地区，而是在某一领域形成垄断势力，三是信奉统一、独特的经商信条。晋商在文化上形成了认同性，他们奉行三国时期的蜀国大将、山西运城人关羽的讲义、信、利、以及仁义、诚信的经商准则。这种优越的商人文化为他们的后来的发展和壮大至关重要。晋商独享盐业之利长达120年之久。
直到1492年，他们的势力终于受到了挑战，当时淮安籍户部尚书实行了盐业改革，提出了“折色制”，从而改变了由“开中制”形成了利益格局，商人不用到北方以粮换盐，而是可以到内地到盐运司纳粮换盐引。而当时的淮盐占据了全国一半以上。在此之前，徽商主要经营徽墨、生漆、林木和茶叶，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和盐业的发展，徽商开始逐渐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商人群体。当时的淮安成为了新的交易中心和名副其实的盐商之都。徽商的崛起和当时的晋商并肩，成为了明朝的商界两股重要势力。
在中国企业史上，承包制是一种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它在不损害国家对资源的控制权的基础上，也激发了民间的积极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其初衷，但是最终大部分情况都是让市场失去了公平和法制化。成为官商经济的肥沃土壤。这一制度的刚性化实际上已经成为阻碍国家经济走向正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重要阻碍之一。
1750年，在明朝长期与蒙古对峙后，有晋商和当时的张居正、张四维等推动的“朝贡八议”政策得以实施，从此结束了和北方蒙古族的对峙，北方边际贸易由此打开。15处边贸市场的开放，得以最大的要数晋商。在对明朝经济上的研究中，学者一直争议是晋商还是徽商更占优势。南方以盐业为中心的徽商和北方以边贸为中心的晋商对比，当时的晋商还是更具实力，随着商业的发展，明朝到中后期，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逐步转变成为以崇尚经商，奢侈放纵的社会风气盛行。随着这种风气的盛行，知识阶层对于财富的理解也悄然发生了重大转变。一个是对传统的国有专营制度的反思，另外是对农本商末思想的修正。
在明代学者中，出现了对国有经济体系认真和理性思考的人，其以丘浚最具代表性，他是明朝理学名臣。他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做法坚决反对，与司马光、苏轼等人相比，丘浚的思想更接近商业阶层的利益。明朝大儒思想家王阳明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为心学精髓基础上发展成为了“阳明心学”，并将其发扬光大，王阳明在1525年为一名叫方麟的江苏商人提写了墓志铭，提出了自己对于商人阶层的看法。说道：古代的圣贤提出的四民分业，遵循的同一道理，不同的职业各尽其心，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在万历年间，继王阳明之后有一位文人领袖顾宪成也提出了类似的言论，这是对司马迁，管仲等人提出的“农为本富，工商末富”的理念一次彻底的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