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拾月星河

晚上，双臂交叉，单手垫在后脑勺下，仰面一躺，目光所及，是窗外夜空下鳞次栉比高楼四角上，红色交替闪烁的航空障碍灯。

思绪飘忽到了十二年前，大年初六后天寒地冻的北方。那时我和阿鑫在大庆汇景花园实习，由于北方的冬天寒冷至极，工地从十二月底，放假到来年三月份。于是，我俩尽管走出学校，却依旧拥有寒假。

冬季休假以后，我们先回各自的父母家，过完年，大年初六以后，我去阿鑫家呆十几天，他再跟我回来在我妈家呆一段日子，等开春复工我们再一起回到工作岗位。

2010年还没有微信，手机套餐里的流量，也少的可怜，QQ几乎用来更新一下心情状态，不用来聊天。为了能在分别的日子里时常联络，我在新世界三楼买了两张“情侣卡”，一个月50元可以畅聊500分钟。那时的手机卡不用实名，使用一个假期后，不需要销户，可以直接丢掉。

记得，自己原本的手机卡安装在索爱T707紫色翻盖手机里，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好看的那只手机，是大学寒假汉堡店打工赚钱买的。

而那张“情侣卡”被安装在一部老年版诺基亚手机上。无论吃饭、去厕所、出去逛大市场、亦或帮老妈翻叠被罩，我都把这部老年机带在身上，只要手机单调悦耳的铃声一响，只要手机橙黄色的小屏幕一亮，我就可以立马接起来，听到阿鑫的声音。

那时的我们心思一致吧，走到哪里，他也不忘拿着小手机，而且时常在厕所里接我的电话。

那时我们还很年轻，时常耍耍性子，我们煲电话粥一两个小时，偶尔也因话不投机，以吵架收场。父母们的情绪，偶尔跟着我们的电话提拎着。

记得有一次，阿鑫跟我在电话里争执。我现在的婆婆在厨房炒菜，听见儿子语气不好，拿着菜勺，从厨房里几步跨进来，照着阿鑫的脑袋砸了一下，以示警告。我只听电话那头母子间的对话，我也觉得不好意思起来。觉得确实不该吵，现在看来，有什么好吵的呢？只是，那时候不行，那时候年轻气又盛。

我们就像两头小毛驴，用十几年的时间，逐渐了解理解，接纳自己，包容对方，磨平棱角，已经默契到没了什么脾气。

第一次去他家仍然记忆尤新，尽管已过去十二年。

去阿鑫家需要坐客车，南岗客运站早八点发车，一路历经九个小时才能到达。我是个小镇姑娘，要提前一晚住在哈市的大姨家。晚上顺便逛了逛沃尔玛超市，买上一个俄式大列巴、一只法棍、几根哈尔滨红肠、一只奥尔良烤鸡、一大瓶格瓦斯、一份旺旺大礼包和一盒波利海苔，还有一些新鲜水果。

初六之后已经立春，对于从三九严寒走出来的东北人来说，已经感到一丝春意，我会选一件偏薄长款羽绒服，黑色束腿裤，配一双长款雪地靴，手套帽子围巾全副武装，背着单肩包。

一路上，路过很多个服务区，每一个服务区女厕所排队的人都很多，我不敢多喝水，怕在路上不方便。

买好车票经过检票口，先看到很多辆大客车的屁股，要经过车与车之间的空隙，到车头来看看牌子，才能找到自己要坐的车。大件行李放进车身下部的行李仓内，不占地方的小件可以拎上车。旅客从车身中部高高的台阶走上去，找到自己的座位，能靠前排挨着车窗坐是一种幸运。坐上车闻着丝丝汽油和机油混杂的气味，意味着旅途即将开始了，这味道容易引发头晕，还好我不晕车，只是爱睡觉。此时，打电话跟家里和阿鑫报个平安。到了时点，人已坐满，发动机震颤轰鸣，开始发车，带着一丝兴奋 。

在车上看看沿途的景色，九小时路程多数都是平原，看那广阔的黑土地延绵广袤，旱田地里的苞米柞子，稻田地里的稻草卷，高速路旁光秃秃的大杨树上，偶尔撑着一个黑色的喜鹊窝，还有斑驳堆积的白雪，这便是东北冬末春初永恒的风景。

到了达连河，还有一片不高的山，山上布满深绿针叶的松林，我以前很少看到过山，突然觉得这山很美。

天还没亮就出门，天已经黑了还没到。

车子开过鹤岗，接下来的路变得越来越窄，车子走上了乡道，每个站点，下车的人也变得多起来，我是终点站的前一站，连生乡。

阿鑫一家对客车时间与地点的对应烂熟于心，距离目的地越近，短信电话也越发频繁起来。

“到哪啦？”

我说:“好像到宝泉岭了。”

“哦，还有xx时间。”

“到哪啦？”

我说:“到集贤了。”

“哦，再有一个小时。我听到电话里一个男人在高声地讲。”那是阿鑫的老爸，后来的公公。

“到哪啦？”

我说:“我看到路牌是长春村。”

“啊，马上就到，告诉司机，你在连生下。”

我是一个喜欢打提前量的人。生怕因为怠慢耽搁了正事，给别人带来负担和困惑。

我一听到马上就到，赶紧收拾好东西，挪到车的头部来，跟司机师傅说自己要在连生下。

确实很快，客车不到五分钟，驶进了乡里，在一连片门市房前，猝不及防地停下了。

“连生到了！”

我的心跳加快起来，终于到了，瞬间忘记了疲惫，即将第一次见阿鑫一家人，我还有点激动呢。

我赶忙提着东西下了车，我看到阿鑫领着一个小女孩在车门前等我，小女孩开始没说话。我问阿鑫:“这就是你妹妹吧。”他说是。虽是与妹妹第一次见，但一点也掩盖不住欢喜，因为我们见到了想见的人。阿鑫一把提起我手里的东西，说:“走吧，快回屋吧，我妈早就把饭做好了。”我跟在欢快的兄妹二人后边，朝东北方向走去，走了几十步，就到阿鑫家了。

阿鑫家的房子临着路边，门前的木框架上包着塑料布把进户门整个罩了起来，是为了阻挡严寒。我抬眼看到门灯下，身材微胖的，我现在的婆婆开着塑料布门，撩着门帘子，屋内的白色热气呼呼地往上腾起。她的声音跟之前通电话时一样好听，笑着对我说:“来啦，小凡，快进屋。吃饭了！”一边说着，一边把我们三个揽进了屋里。

那一刻，一个新的陌生的世界向我展现出来，阿鑫的家就像一个宝盒，里面盛满了他离家上学实习前，成长的每一分每一秒。尽管这是一间矮趴趴的土房，不气派也不整洁。

但是，这里盛装着一个家庭爱的点点滴滴。

房屋室内的地面比室外低，进屋需要注意，不然会一脚踩空。房间地面是红砖地，经年累月，几乎见不到红砖的本色了。房门正对着九零年代风格的家具，门的右侧有一个大平台，据说是用来熨烫衣服的，平台对面是一张单人铁床，铁床临着一组暖气片兼做隔墙，暖气片上是玻璃窗，它的旁边是一扇门。平台旁边是一台脚蹬缝纫机，缝纫机旁，棚顶下挂着很多顾客的成装，成装旁边是个立柜，立柜上零星贴着，不十分新的明星贴纸。

走过第二道门，里屋有一铺火炕，火炕的炕梢上立着装被褥的柜子，柜子一个门的玻璃坏了，贴了一张赵薇的海报。立柜旁边的地面上，放着一个木箱子，木箱子上摆着一台大头彩色电视机。炕连着窗户，窗外是菜园子。炕头旁还有一扇门，往里走是厨房，厨房的灶台上有一口大铁锅，灶台左侧是碗架柜，右侧还是一扇门，直接通往菜园子。菜园子里南北各有一间砖砌仓房，里面放着过日子必备的坛坛罐罐，婆婆把仓房也喊做下屋（sha wu）。

我刚到头一天，进屋几乎是吃了一桌全猪宴:蒸猪蹄洒上酱油蒜末，猪肉炒辣椒，蒸白肉蘸蒜酱，还有什么菜我已经记不得了。有一点是阿鑫家人不知道的，我不善于吃猪肉，因为小时候吃坏了。他们很喜欢吃猪肉，所以拿自己喜欢的食物来款待我，我十分能够理解。

吃过晚饭，我打开自己带来的包裹，拿出了我几乎不怎么会买的特产，这时，最高兴的要数妹妹了，一个九岁的小女孩，怎么抗拒得了零食呢。

其实俄式大列巴真的不好吃，又干又硬又酸的。法棍我很喜欢，只是到了婆婆家，一个爱吃零食的二十多岁的人，自己就觉得自己不正常，我们该好好吃馒头，馒头才是饭。

在婆婆家呆着的日子里，还挺有趣的。吃过晚饭，我们跟着婆婆，顶着咋暖还寒的晚风，踩着咯吱咯吱的薄雪，穿过夜晚的街道，去三奶家，五爷家，大爷家，大姑家，大娘家，二叔家里去串串门。吃大姑家给的地瓜，吃五爷家的瓜子和橘子，看看大娘家养的玻璃翠花。

婆婆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极其节俭。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年我们的日子能那么难。一块钱总希望能当两块钱花。吃穿用度精打细算，婆婆对自己是锱铢必较，极其苛刻的。

具体细节我就不再一一诉说，现在只觉得那时候，真的难，真的穷，也真得苦。

可是，当时似乎也不觉得苦，还觉得一切都理所应当。

活得那么有奔头，心里也充满着力量。

婆婆家有一个大塑料袋，装着几百张照片，能找到阿鑫小时候到他上高中的一个系列。阿鑫小时候长得像个小女孩，非常可爱。

用现在他照镜子后说的话来说:“特么的长裂（三声）了。”

婆婆年轻时很时髦，公公年轻时很帅，妹妹从小到大都是身子瘦头围大。

婆婆公公以前开过小卖铺、养车往嘉荫山区里倒过粮油煤炭、开过成衣铺、与七舅在粮库门口合伙开过客车饭店、养过鱼、种过地，赚到过钱，有过积蓄，但是也赔过钱，没了积蓄。

我想公公婆婆，也算是很有头脑能折腾的人了，只是人生起起落落，还是苦了一辈子。

看一个人，不可以使他脱离开家庭，脱离开社会，单独去看他，因为这样看到的个人，是不客观也不准确的。

就像我和阿鑫，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普普通通的父母，即使在东北，也并不富裕。

从小到大，我和阿鑫，也是普普通通的孩子，没有出众的相貌，也没有过人的天资。

但是，我们不约而同地学会了同一个本领，便是靠自己。

事事靠自己也许很难，事事靠自己，或许也不难。

我们的人生中当然有一些遗憾、一些错过的却无能为力的瞬间，还有雪上加霜的身体的缺陷。

如果说那些不顺意，是人生的阴面的话，快乐幸福就是阳面。

阴面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我和阿鑫一路走来，拥有一个共同特质——知足与容易想得开。

十二年过去了，阿鑫一家搬离了那间小小的土房，在哈市买了楼房，我们的生活有了改善，不再像从前那么难，那样苦。

可是，我还是愿意时不时地回忆下从前，留恋着那段日子，那段真实的、不打折扣的、坚持奋斗过的日子。

旧日子仿佛在告诉我说:“别光顾着朝前走，走得快了远了，停下来看看来时的路，时刻记住出发时的念头。

在茫茫人海里，握紧爱人的手，才不会迷失走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