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小说，与其说是我们在认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不如说我们想在别人的困境中寻找到自己想要的解脱。小说是一种媒介，情感的指南针指引着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在依循主人公的探险旅程前行，然而事实上，这同时也是作者认识自己的旅程，阅读者不单看到了小说的人物，也经由这些人物看到了写小说的人，而这一切，只为看懂自己、探寻自己。所以写小说、阅读小说的过程，就是不同的人发现自己的过程。所以，是什么促使一个作家决定动笔去写一篇小说呢？是人类需要感情的共鸣！
作家通过情感的支点，将自己想要表达的感情注入小说人物，使它们成为人物身上的元气。作家的情感与小说人物的情感具有同一性，而阅读者的情感也裹挟其中。
每天阅读社会新闻，我们会发现里面充斥着人间悲剧。人类悲悯的天性使我们能够去同情所有受苦的人。但是我们不是神，我们的同情不能均分，我们总是同情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多。所以，我们注定对某些人产生强烈的情感波澜，对另一些则漠不关心。这就是我们的狭隘。但是很多时候，狭隘比包容更有力量。因为狭隘是激烈的，包容是温柔的。狭隘可以确立信仰，包容却令人陷入怀疑和虚无。狭隘修筑起围墙，为我们建立自我的城邦，包容却要求我们拆去围墙，前往陌生之地。在写作中，我们既需要包容，也需要狭隘。阅读者则更自由，他们可以毫不设防地选择符合自己审美价值和有情感共鸣的部分强加注脚。
还有一些时候，我们根本说不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因为人类的情感不总是具备逻辑，而且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可能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多。此时，小说里的人物，就为我们探寻、宣泄自己的情感提供了某种可能。在我们对某一个新闻人物或小说人物的理解之中，总是包含着对自己的发现。
在这一点上，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福楼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福楼拜之所以写了《包法利夫人》，是源自一篇新闻报道，一个因为偷情而破产的女人，最后吞砒霜自杀了。许多人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都产生过一个疑问：为什么作者在开头要花那么多笔墨来书写包法利先生呢？我想，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那就是作者对包法利先生更熟悉一些，甚至在开始的时候，作者自己情感锚点是放在包法利先生上的。只是后来，写着写着，作者的情感随着思绪的展开发生了偏移，而且是大幅度的偏移，他发现了冰山浸没在水里的更坚实的部分！所以他失去了书写包法利先生的热情。
与之相比，写完包法利夫人，福楼拜痛哭流涕，大声疾呼：“我的包法利夫人死了！”、“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一刻的福楼拜发出的是写作者最幸福的呼喊，他把自己的情感全然地投射到小说人物当中，完成了一次出色的创作。
所以说，小说之所以产生，小说人物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有感情这个支点。它是作者情感的体现，更是引起阅读者产生共鸣的关键。
所以说，写小说就是写自己，是自己的情感、体验、表达得以呈现在大众视野的一种手段。阅读小说就是看懂自己，看懂自己内心深处那些确实存在又似是而非的情感纠葛和不易暴露于大庭广众的隐秘的喜怒哀乐。
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小说中的众多人物的时候，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并没有那么多善与恶、对与错，有的只是不同的立场。因此，创作的本质也就是作家与自我角力的过程。这个角力，既存在于对艺术边界的超越，也存在于不同立场的交锋。如果小说里的人物没有固守他的立场，就很容易被情节裹挟和卷走。
我们使用情节，目的是展现和揭示复杂的人性。在情节的推演中，我们必须时时关注人物内心的需要。这个需要根植于他们的立场。在小说里存在着一种民主，即便是那些次要人物，也拥有他们的立场和诉求。
在一部小说里选择一个或几个人物作为主人公，并非因为他们比次要人物更善良和高尚，而是因为我们和他们的情感连接最多。感情支点仍然是推动小说进程的关键因素。
最后，耶茨的《革命之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主人公不是完美的，他的价值观当然一定会受到质疑和挑战。所以他需要“敌人”，但“敌人”并非恶人或已经符号化的空心人。来自“敌人”的质疑和挑战是一种馈赠，它将会为主人公加深对自己的了解并做出改变提供契机，而我们所渴求的真理也总是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现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