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老年，记忆像晒在墙角的旧棉絮，总在无风的午后轻轻扬起些细碎的暖。搬离愉群翁近三十年，市区的房子换了四处，每处都住够十年上下，却始终没焐热过一扇邻居的门。不是住得偏僻 —— 老城区的单元楼、开发区的小高层、儿子小区的单身公寓，都是一些再寻常不过的居所 —— 只是现代人的日子，像被装在一个个透明的玻璃罐里，看得见彼此的影子，却碰不到彼此的温度。电梯里遇见对门，目光要么钉在跳动的数字上，要么埋进手机屏，出了电梯，两扇门 “咔哒” 关上，就像把刚才那几秒的相遇也锁进了真空。

二十几年前刚到伊宁，我家在老城区的一楼。那时候孩子还小，总爱扒着单元门的铁栏杆数蚂蚁。对门的防盗门常敞着条缝，能听见里面叽叽喳喳的童声，有时是女孩的算术题，有时是男孩追着皮球的叫嚷。那家总只有一个穿蓝布褂的女人进进出出，早上拎着布包去学校（后来才知道是去当老师），傍晚踩着夕阳回来，手里攥着给孩子买的糖葫芦。门后还藏着个老人，约莫七十多岁，背驼得像座小拱桥，总在晌午阳光最稠的时候，扶着墙慢慢挪出来。她的步子碎得像捻捻转，每挪一步，墙皮都要被指甲抠下点白灰，挪到单元门前的长椅上，就把身子陷进去，眯着眼看孩子们疯跑。

我见过她揣在袖管里的手，指关节肿得像老树根，却总捏着块水果糖，见我家孩子望她，就颤巍巍递过来。糖纸在阳光下闪着金箔似的光，孩子怯生生接了，她就咧开没牙的嘴笑，眼角的皱纹堆成朵菊花。有次我蹲下来跟她搭话，她操着天津话，声音软乎乎的：“这日头，比咱天津的暖。” 后来她有阵子没出来，长椅空着，落了层薄尘，孩子问：“奶奶怎么不来了？” 我望着对门紧闭的门，也答不上来。再后来，门里多了个穿夹克的男人，早上会帮着拎女人的布包，傍晚回来时手里多了瓶酱油。

孩子上初中那年，对门的两个孩子也突然不见了。大概是去内地读高中了，我猜。直到一个初夏的午后，有人轻轻叩门。拉开门，竟是那位天津老太太，头发白得像落了场雪，手里攥着块手帕，鼻尖沁着汗：“丫头，对不住，晒被子把钥匙锁屋里了，能让我歇会儿不？” 她坐在我家沙发上，捧着我递的热茶，才慢慢说开。她是那女人的娘，女儿男人走得早，一个人带俩娃，她怕添累赘，去养老院待了一年多，“护工哪有自个儿家舒坦？” 说这话时，她望着窗外，眼神飘得老远。女儿后来找的伴儿是学校的门卫，“人实诚，会修水管”。两个外孙一个考去了天津，一个留在乌鲁木齐，“都出息了”。

那天她女儿回来时，太阳正斜斜照在单元门口的长椅靠背上。老太太起身告辞，走到门口又回头：“你家娃呢？好久没见了。”“也去外地读书了。” 她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我的手背，那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却带着点暖。后来再遇见，会笑着问句 “吃了吗”，直到某天对门挂起白花，我才知道老太太走了。之后的十几年，对门的门总关着，我们像两条平行线，在同一栋楼里呼吸，却从未真正交汇。想来他们也该猜过：隔壁那家人，孩子是不是也成了家？老两口是不是也盼着孙子？

搬到开发区的小高层时，孩子已经结婚另过了。一梯两户，楼道铺着光溜溜的地砖，脚步声都带着回音。我们老两口深居简出，我除了也市出去买点菜，就整天窝在家里，对门的门总像焊死了似的。直到冬天第一场雪落下来，才见一对夫妇拎着行李箱回来，男人扛着袋米，女人抱着床棉被，说话带着甘肃。他们进出时总匆匆忙忙，女人的围巾上总沾着点面粉 —— 后来才知道她在小区门口开了家馒头铺。开春雪化时，他们又不见了，只剩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出门，背包上挂着个篮球，晚上回来时手里总攥着串烤包子。

我们在那里住了七年，直到要去照顾刚出生的孙子。搬家那天，工人正往楼下搬衣柜，我瞥见对门的门上贴了张大红双喜，烫金的 “囍” 字在阳光下晃眼。那小伙子大概是结婚了，不知道他娶了个什么样的姑娘？他的父母是否也要搬离这里？带着满脑子的疑虑离开了曾经生活了七年的邻居。

儿子居住小区在伊犁河北岸，为了互不打扰，我在同小区租了间六十平的单身公寓。白天去儿子家带孙子，听小家伙咿咿呀呀叫 “奶奶”，晚上回到自己的小窝，楼道里总飘着各种味道：三楼的螺蛳粉、五楼的红烧肉、隔壁的泡面香。租客们像候鸟，来了又走，有个戴眼镜的姑娘住了半年，每天晚上敲键盘到深夜，后来突然搬走，门口只留下个没带走的仙人掌；有对小夫妻总吵架，声音大到能穿透墙壁，某天早上却安安静静收拾行李，女的眼睛红红的，男的低着头不说话。

住了三年，我连同层三户邻居的脸都没记清。疫情那两年，楼道更是死寂，连快递员的敲门声都透着小心翼翼。隔壁那户总关着灯，偶尔有个影子在窗帘后晃，我猜是个独居的年轻人，怕打扰别人，连咳嗽都憋着。直到要搬走时，才见隔壁门口堆着几个纸箱子，一个穿工装的小伙子正往里搬工具 —— 大概是换了新租客。

儿子的家是四户两梯，对面的两户几年来都不知道住没住人，紧挨着儿子家的邻居，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外加一条小狗。平时只听到狗叫，电梯里相遇也是在逗着狗。疫情那两年他们家更是没有任何响动，可能是回父母家了。今年初，小俩口的把房子卖了搬走了。一墙相隔住了几年，竟没看到他们的长相，也不知他们的声音是否洪亮？悄悄的他们走了，不有挥手，也没有说再见，就如生命里的一缕青烟。

现在为了孙子上学，又搬到了学区房。新家开发区，一梯两户，对门的门还没见过人开。对门是什么人，还没有出现，就算出现了，也是对面相遇不相识，我站在自家门口，望着对面紧闭的防盗门，突然想起愉群翁的日子。那时候哪有什么 “邻居” 的说法？都叫 “霍希纳”，是比亲戚还亲的称呼。巷子口的阿娘家总飘着馕坑的麦香，放学回家路过，她准会坐在馕坑沿上喊：来吃热馕，热热的馕配西瓜……；我小时候总爱往东头的对门家跑，对的海迪澈会做饭，她拉条子拉和细细的很好吃。

那时候的门，从来不用锁。早上推开，各家的炊烟在巷子里缠成一团，谁家做了抓饭，端着碗挨家送；谁家盖房子，全巷子的人都来帮忙，男人们搬砖和泥，女人们烧茶做饭，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捡石子，笑声能盖过搅拌机的轰鸣。

要是谁家遇着丧事，更不用招呼，远亲近邻的都主动前来，还都带着家什帮忙，除了悲伤，别的事邻里都会替你抗：招待道而来奔丧的亲友、葬礼当天、葬礼过后一周之内，丧家都不用生火做饭，左邻右舍会轮流负责丧家的一日三餐，这种邻里之间的情谊，对失去亲人的人，是最熨贴的抚慰。那些饭菜或许不精致，却是实打实的暖，像冬天揣在怀里的热水袋，能焐热最凉的心。

去年回愉群翁看母亲，她还住在老小区的楼房里。单元门前的果树结满了杏子，几个老太太坐在树下择菜，见我回来，老远就喊：“丫头回来了？你妈刚还念叨你呢！” 母亲的对门老奶奶正端着碗馄饨过来：“你妈说你爱吃韭菜馅的，刚包的。” 进了门，母亲正跟楼上的阿奶说话：“你家的降压药没有了，先吃我的，我俩吃的是一样的。”

母亲的密码锁，整栋楼的 “霍希纳” 都知道。“万一我在家摔了，他们能随时进来看看。” 她总这么说。有次我半夜回去，见对门的灯还亮着，对门的阿奶说：“你妈下午说头晕，我怕她有事，亮着灯给她做个伴。” 那一刻突然明白，愉群翁的门从来不是用钥匙锁的，是用人心锁的 —你对我敞着心，我就对你敞着门。

前几天在新家的电梯里，遇见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孩子手里的玩具掉在我脚边。我捡起来递过去，她愣了一下，才说了句 “谢谢”。电梯到了她的楼层，她抱着孩子匆匆出去，门关上的瞬间，我听见孩子奶声奶气地问：“妈妈，那个奶奶是谁呀？”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或许等这孩子长大，也会像现在的我们一样，对着对门的邻居，连句 “你好” 都难说出口。但我总想起愉群翁的夏天，阳光穿过树叶洒在巷子里，各家的门都敞开着，飘出饭香、笑声、还有那句带着热乎气的 “霍希纳，来家里坐坐啊”。那些门，永远都在等一个推门而入的人。而那些墙，或许终有一天，会被人心捂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