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株洲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王亚创作的散文《清明》出现在苏州市高二年级语文统考的试卷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作者在做这道满分20分的阅读理解题时，只得了6分。虽然如此，曾经从事过语文教学的王亚认为，题目符合语文教学，自己做不对题目是因为没有掌握答题技巧。（1月22日《新京报》）
关于文本的语文教学或考试，频频遇到类似的困境。譬如十多年前，笔者还在读中学时，同学们之间就常常私下议论：“一篇课文里竟能读出这么多深意，这到底是作者的原意，还是教材编写者、授课教师的过度揣测？”
那么，教材编者的解读、考试出题者的思路，与文本原作者的意图，是否应该高度一致呢？或者说，教材或阅读题，能不能超出作者意图的范围呢？
传统的“文本观”认为，作者是文本的权威，是作品意义的构成者，从这个角度出发，阅读题让作者答不出，显然是有问题的。但是近代以来，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应打破作者对文本意义的垄断。文学家川端康成曾指出：“只要作者一搁下笔，作品就以自身的生命力走到读者中间去。作品如何起作用，就任由邂逅的读者去检验了”。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甚至干脆写了一本书叫《作者之死》，认为“文本诞生后，作者就死去了，不再有解释权了”。
在其他文艺作品中，也经常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譬如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被学界誉为“后现代解构主义的经典之作”。假如就此出一道试题——“论《大话西游》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让周星驰去作答，相信周星驰也是两眼一抹黑。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原作者答不对出题者就自己文章所出的阅读题，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原作者创作时的主观想法，不一定就在文本中实现了，也不能将其视为对作品唯一的解读。
当然，当前阅读题中的一些提法，也的确值得商榷。我们常见的考题问法有“作者在某一句话中表达了什么”“作者的意图是什么”等等。这实际上有将出题者思路强加给原作者的嫌疑，在逻辑上难称严谨。这就提醒出题者，在题干论述中规避这些窠臼，采取更加客观的表述与问法。
语文教育的根本矛盾在于：一方面，我们希望能有开放的、直指心灵的教学思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相对标准化的答案来进行评价。但这实际上不是阅读题本身的错，而是评价体系过于依赖一纸试卷的问题。阅读题大抵已经“尽力”了，通过试卷去测试学生，已经很难再有太多创新的空间；我们呼唤的是，除了考试题之外，多一些评价的办法和手段，引导学生真正提升语文能力与综合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