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祖母还是父亲或者母亲，去做客，总要带上一个孩子，米米家族的人都是如此，他们的内敛是刻在骨子里的。做客是一件美好的事，近的步行，稍远的乘上公共汽车，再远的则乘火车，一路看红土地上的农作物在阳光下熠熠生光抑或在风中扭着慵懒的腰肢。倘若去江对面的乡下则要乘着轮渡，或者坐私人的两头尖的小平底船，前者看江水翻着雪白的浪花，后者伸手可及碧玉般的水面。带上小孩无外乎是容易找到话题，以免冷场，因此小孩仿佛是交际场的工具。不过每一个小孩都会争先恐后地跟着去做客，大人不好带多了孩子，怕对方嫌吵。
祖母带着圆圆去了大叔叔家，回小城的时候，圆圆变了个样——头发修剪成童花头，原来的花色圆领无袖衫、短裤变成了碎花连衣裙，凉鞋也是新的。左邻右舍的人都说圆圆变得齐整了，“齐整”是漂亮的意思，小城的方言很多能在章回小说里能找到，打架是“缠魂”，抹布是“磨絮”。大家还说，大婶婶不愧是上海人，人横，但是能力也横。大婶婶随父母下放至江西这个穷省，但是大城市的气质却在她的每一个细胞里。她虽然没有读很多书，却在缝纫、文艺、厨艺各方面都是领先米米家族的任何一个成员。圆圆的头发是大婶婶剪的，裙子是大婶婶亲手做的，总之，圆圆的改头换面是大婶婶的功劳。大婶婶是一个好强的人，她要将自己的能力以这种方式在她丈夫的家乡人面前炫耀。大婶婶可能因为在学习上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于是在工作那是下了狠功夫，年年是单位的红旗手，奖状得了一大堆，还是计划生育的排头兵，在那个计划生育政策还只是湖面上的一丝微风的时候，她坚持只生一个女儿。后来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各地得到大刀阔斧地执行，像中华大地掀起的巨大浪潮，姑姑、大叔叔、小叔叔都成了这一政策的坚定的践行者，他们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他们的孩子自小都是锦衣玉食，而米米家四个孩子的开支像山一样压得米米的父母喘不过气来，就像米米母亲说的：开门就要钱。米米的耳朵灵，常常听见父母在规划着怎样让微薄的工资怎样满足一家七口人的吃穿，他们的声音碎碎的，细细的，但是米米听清楚了，听着听着米米就变得更敏感了，身子不再像皮球一样蹦呀，跳呀。
当操场的灰尘像细浪一样随着风翻滚着时，米米家的蒲扇就要收起来了。开学了，大家穿起长衫袖，天气终于凉了下来，大当铺又开始热闹起来，米米家隔壁的办公室里老师们在给学生报名，食堂门口又开始摆着要打热水的桶子。米米随着祖母去报名，老师要学生成一字形站一排。老师开始点名，当点到“李晓米”时，米米叫“到”，老师又说：“向左转。”米米听下转动的身子时，发现自己和其他面朝的方向不一样，原来米米还不清楚哪是左，哪是右，米米的父母忘了教她辨别方向，只是将算术、汉字、拼音一股脑儿往米米小脑袋里塞。学前教育，米米家的孩子有优势，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也做过十年老师，可偏偏在方向上让发蒙的米米遭遇滑铁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