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不用之“一”该当如何？《系辞》正文并没有作出交待。东晋韩康伯引用王弼的话说：“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无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按照康伯的意思，天地之数为五十有无，而真正用来推演成卦的则只有五十，即使这五十策，也要先取其一，并不参与演卦的操作过程。那么所取之一，岂非毫无所用？当然不是，表面看似不用，实则大有所用。如果从哲学层面讲，这一策不仅可以代表太极，而且蕴含着“有”和“无”之间难以言喻的互根，互存和互化的关系。另外“天地之数”，其义在一个“全”字。所谓的“全”，也就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包揽所有，囊括始终，无所遗漏。而“大衍之数”，其义在一个“大”字。所谓的“大”，在此指全部之中的关键之处和主要方面。
既然说“其用四十有九”，那么必余其一。按照韩康伯之意乃视其一为太极，而依从王船山之意则视其一为所占之事体。不管视之为太极，还是视之为事体，愚以为两说皆有可以然之理。蓍占之术，自有成轨可循，以待问者。其法乃易道固有之一端，虽无所不衍，无所不及，而对于具体的求问之人而言，通过卜筮而决疑的，不过一事罢了。余其一策以象征所要占问的将成之事，这不过是人谋先定而后用其余，因为通过后面的“四营十八变”得到本卦和动爻，就可以审察得失吉凶及其变化。所问之事虽然是一个，但当其未成之先，固然变化无穷，所以参与演卦的四十九策，则动而不已，以应合静俟之一。由于所俟之一无常主，所以在大衍五十策之中，并无固定不易的特殊一策，任何一策，地位都是平等的，机会也是均等的，功效都是一样的。其一应当因时而立，随机而取。待其无心之分以为两，然后再挂一而成三，则先前置于筮案而不用之一，就可以作“成三”之用。这也恰恰符合王弼所谓的“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据朱熹“筮仪”，此其一，即“取其一策，反于椟中”者。朱熹之说谬也。若将其一策，反于椟中，那么后面所谓的“挂一以象三”，将自何处而言呢？另外，既然曰“反”，可见必先自椟中取出，紧接着又“取其一策，反于椟中”，这种举动完全是多余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每筮一卦必须要具备象征天地之数的五十五策，每得一爻必须要用到象征大衍之数的五十策。先舍其五，后置其一，其中所蕴，大有深意。最为合理的解释应当是：五策虽备，而静放于椟中，仍在幽暗之处，并不取出，以象征卜事之中那些不可测的领域；然后将自椟中取出的五十策，抽出一策置于卜案，在蓍占过程自始至终定而不移。此一策，看似无用，却非无用，只是未作随后将要实施的分、挂、揲、扐之用而已。假如无此一策，则太极无以立，三才无以成，事体无以定。可见，此静俟的一策，并非无关紧要，不然先圣的微言大义，岂不成了今日所谓“卖关子”的话了。由其精密简要的筮法设计，也足可见古人之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