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以北京大学聂元梓贴出的第一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为信号，毛主席点燃了历经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火焰。要革命、要造反，毛泽东几次上天安门城楼接见、鼓动红卫兵举起造反有理旗帜冲杀封、资、修，捣毁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场史无前例，可谓空前绝后的政治运动，果然触及到每个领域乃至每个家庭。不计其数的声称赤胆忠心、誓死保卫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派、保皇派们，全像发了疯似的拉大旗做虎皮，高唱革命战歌所向披靡。四大（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进行不久，就被挂牌、揪斗，抄家、游街、打、砸、抢取而代之。这么大的国家整年整年地乱折腾，学生们首当其冲，停课到全国大串联，搞所谓的煽风点火；工人不干活，杀向社会闹革命；农民无心务农，尽玩耍。幸亏部队不参与地方，否则整个国家局面难以收拾。这场政治游戏非但国无宁日，连单位、家庭也因各自的观点、派别不同而弄得反目、结仇。国内是如此这般，国际上中国亦因树敌多而遭孤立。1965年中苏两党由于意识形态各异，导致关系恶化、对抗，蒙古边界调集大批部队；据《参考消息》评，中苏战争一触即发。珍宝岛一战的打响坚定了第三世界领袖毛泽东反帝反修的决心，这位信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伟人决心打大仗。大仗必须有足够的供给，为了不使中国军事工业钢铁遭受灭顶之灾，中央决定加强开发大、小三线，号召全国人民“备战备荒为人民”。所谓大三线是指山峦重叠的四川云南交界的渡口（现改名为攀枝花）。别看其外表竟是秃山，可内中却蕴藏着丰富的矿藏资源，特别是钒钛等稀有金属。为了将这个既无公路又无铁路的不毛之地建成可靠的钢铁基地，中央对其实施保密军事化管理。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据上海交通局党委说：“渡口建设已上马，渡口市的生活、生产物资全靠汽车，像蚂蚁搬家那样从成都，昆明两地运进（前者到渡需5天，后者需三天）。路长、坡陡、弯多，仅有一条汽车道，路况十分差，加之来自北京、上海、鞍山、天津、东北等全国支内者正在大批进渡，公路运输不分昼夜，汽车损坏十分严重。中央决定上海在继1965年兴达汽车修理厂迁至渡口后，再抽调一批出生好、有工作经验的人去充实”。并又说“渡口是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渡口一天建设不好，他老人家一天睡不好觉”，“渡口建设经费不够，毛主席拿自己的稿费出来”，“毛主席要骑毛驴去西昌（西昌是渡口的前沿）看看”，“三线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 ……

      在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毛主席的年代里，毛主席就是神，他的话一句顶万句，绝对正确，必须无条件服从。上述的最高指示已足够人们为之欢欣鼓舞，激动不已，所以当厂里召开支内动员大会后，为了向毛主席表示忠心，职工（包括出身不好者）纷纷贴出决心书，为能争取去四川而感到光荣、自豪。这种事被现在年轻人看来不可理喻、十分可笑，他们毕竟没经过那个年代。

      我是如何去四川的呢？我当时21岁，虽然对政治从不感兴趣，但对毛主席还是敬重的。我家三代红，第一批红卫兵、造反派袖章当然有份，可骨子里喜欢自由，所以是逍遥派。可能是年轻、幼稚，老在上海这座城市也感觉不到有什么好，平时很羡慕常在外出差的人，总想去外地玩玩，哪怕是苏州、无锡也好，遇上这次机会去四川，觉得符合自己意愿，若能为毛主席做点事倍感高兴。何况这块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十分神秘，未经特别许可外人难以进入，水果多的是，香蕉五分钱一斤，鸡蛋一分钱一个，甘蔗一角钱一捆，好不便宜，于是未与父母商量就报了名。一星期后，支内名单公布，红榜上吴伯清名字十分显目。一辆汽车敲着“咚咚锵”的锣鼓，将胸前戴着大红花的我送到了家，当年十月，在上海汽车修理公司孙和原，兴达汽修厂党委书记高长生的带领下，以车间主任郁胜翔、科室干部吴伯清、沈根妹为首的20名上海柴油汽车修理厂支内人员告别了父母、明敏等亲人踏上了去西安的直快，一去就是30余年。

      被蒙在鼓里的支内者在西安马路上看到了打倒刘少奇的横幅标语，此时距离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仅两个月。当我们回上海交通局造访时方知，在我们支内前夕，中央就要求多地暂停人事调动，进行文化大革命。上海交通局党委为了自身利益，匆忙组织最后一批人员离沪。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以及其余支内人员，大呼上当受骗。在后续的30余年里，父母无尽的牵挂，生活的艰难和前途的渺茫一一出现，要想回上海，上海拒绝。人只有离开上海后才能体会到上海的便利和好处，人们不愿离开这座大都市是具体、实在的，正因为如此，自己从1966年至1997年的三十一年里，一直不懈地为重返故里而努力，哪怕退休后能叶落归根亦好。

      “呜……”载着满满乘客的列车好像知道内中蹊跷似的，发出两次无奈叹息后，便在《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的催促下徐徐离开上海站。我们这批自以为荣耀的支内者除了在与亲人告别时流露出惜别情感外，大多表现得比较平静坦然。列车向北行驶，一出上海，江南水乡景色即一一展现：绿油油的蔬菜如地毯覆盖着田地；牛背上的孩童望着天际吆喝着；农民踩着水车将河里的水哗哗地往田里抽；难以计数的稻杆像宝塔似的排列成一串串；大江小河经晚霞照应格外好看；船公麻利的收网动作弄得鱼儿乱蹦乱跳……

        苏州、无锡、常州一站站地过去，没出过远门的我们在车厢里来回走动、说笑，离别上海站的情景似乎已忘却干净。

      经过六个半小时的运行，列车已停靠在江苏省省会南京站，那时从南京到镇江很不方便。连结南京和镇江的长江大桥刚开工，列车得先化整为零，用摆渡船运去对岸（镇江），然后再在对岸将其连接，方可继续行驶。从镇江出发的时间是夜间九点多，窗外漆黑一片，列车进入夜间行驶，车厢内的顶灯相继熄灭，乘客只得借助窗门下方的一排昏暗小灯摸索行动。躺在晃动的卧铺上，听着“呵隆、呵隆”的声音，仍仿佛置身于摇篮中，看看手表指针已是十一点多，上海人此时早已在被窝里做梦了，而我们这些人毫无倦意，吃东西的有之，闲谈的有之，举着手电打牌的有之，究竟是何时休战、作罢、睡觉，谁都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