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音里，我很喜欢“章鱼讲故事”，他的声音太好听了，喜欢看译制片的我，当年是邱岳峰、乔榛、刘广宁的粉丝，对动听有磁性的声线特别敏感且无法抵抗。

后来知道，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在喜马拉雅上也是大咖。

先是声音，后来也被他的内容、风格吸引。

昨天听他读的一段《人生如一场滚落》，作者叫胡安焉。

镜头里的章鱼，诵读娓娓道来，表情若有所思，我听着，觉得好像写的是章鱼，又好像我，也好像我身边的人。

果然，章鱼说，我怎么觉得说的是我，我很能共情他。

于是，我去查了这个叫胡安焉的人。

原来他就是写《我在北京送快递》的那位网络作家。

写得很实在，是很多人（我曾经以为我这样的人是奇怪的）的嘴替吧

网上下载了全文，我分上、下两部分。

我把自己认为与他共情的部分设置为黑体了。

从2020年开始我就没有上过班了，在头三年里，只有一些零星的稿费收入，以及刚刚迈过六位数的存款。
不过，父母有退休金，不必靠我赡养，我又没有孩子，经济负担比较轻。除此以外，我当时的女友，也是现在的妻子，与我有相对一致的人生观，不讲究物质上的享受，从没向我提出过经济方面的要求。我们的生活很节俭，房子租金是每月一千八，已经住了三年多，平常自己买菜做饭，一年见几次朋友，每次花销几十块。
2023年，因为《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出版，我的经济情况有很大改观，但开销方面仍维持原来水平。妻子有时会调侃我：“你现在都是‘名人’了，我这个‘名人’太太得到了什么好处？”我就提醒她：“今年我们都吃过几次虾了呀！”——前几年因为拮据，我舍不得买虾，而且因为老买打折的冻肉，不幸翻过几次船，被她引为笑柄。
今年我又出版了两本书，因为之前那本反响还行，出版商对我更有信心了。不过我自己清楚，第一本书的题材自带社会关注度，不是我写得多么好，而是类似的作品太少。为了配合宣发，今年我先后去了西安、苏州、兰州、杭州、南京、深圳和四趟北京，以及在成都本地参加了几场活动。
妻子常对我外出表示羡慕，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羡慕，而是在借机向我表明：你现在可快活了，成天可以免费旅游。可是实际上，那对我来说只是出差，每次行程都很紧凑，从没试过在完成任务后多作逗留，更没有趁机游玩——不是没有这种条件，而是没有游玩的心情。
我发现自己每次出行只能设立一个目标，要不就是工作，要不就是游玩，但不能随时切换两种状态。
很大程度上，我认同钱锺书的观点：“如果你吃到一只鸡蛋，觉得好吃，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事实上，我这辈子从没以读者的身份参加过任何新书分享会，我第一次踏足这种现场活动，就是在《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北京分享会。天知道那天我有多么紧张和无助，不但完全缺乏经验，连想依样画葫芦也办不到，因为我还没有见过“葫芦”。后来那场活动不出意外地成为一段我不愿回想的难堪经历。
不过哪怕再笨的人，反复地做同一件事，终究还是能摸到一点窍门。后来我渐渐总结了一些经验，在公开场合的口头表达水平和胆量都有所提高；甚至有几次，对自己的表现还比较满意。但总的来说，和读者在线下见面，或在线上以视频、语音等形式，作即时的口头分享和交流，对我来说都绝不是一种享受。
我经常在事后为自己不如意的表现感到懊恼和羞愧，有时甚至无法释怀。我只有安慰自己：谁都想优雅地挣钱，但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为卖书而出丑并不丢脸，何况这要比送快递轻松多了。这本书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能多挣些钱的机会，我想尽量把握。但我也不是什么钱都挣，至今为止找到我的和写作无关的商业合作，我全部都婉拒了。
从前，我只能在互联网上维持一点尊严，在网下就是个被人看不起的Loser；四十岁了还在送快递，尽管有赖社会的进步，多数人对我还是客客气气，但那并不是真的尊重，而只是人们在物质水平提高后对体面的需求。说到底，谁会关心像我这种人的内心感受和想法？可是忽然之间，因为出版了一本书，我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关心和重视，甚至有不少年轻读者向我请教人生规划的问题，可这恰恰是我完全无知的领域。
假如今天我做成的事情，是通过深思熟虑地规划、锲而不舍地争取、艰苦卓绝地拼搏和百折不挠地坚持而获得的，那么我愿意把这些经验和读者分享。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容易放弃的人，我不具有大多数积极上进的品质，说好听点是随遇而安，说不好听就是得过且过——我可以坦然接受自己一事无成。
如今我觉得，不应强调我在写作上有多年积累，我写得太随性，并没有多刻苦，只是很多比我有才华且刻苦的作者没有交上我交上的好运。对我的“成功”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写作水平——虽然水平也很重要——而是机会幸运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颜回短暂的一生并无功业建树，孔子却自称“弗如也”。我一直都相信，一个人的价值首先取决于其内在，其次才是他做成了什么。幸运永远是稀有的，否则就不叫做幸运了。我知道还有许多值得尊重的人，因为没有获得运气的眷顾，毕生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命运的赏惩竟如此随意，仿佛在奚落人们对公正和严谨的渴求。绝大多数金子都没有机会发光，只是生生世世地深埋在地底。
我不认为命运有多公平，尤其是在自己成为幸运儿后。名誉的分配机制如此马虎和草率，名不副实的人必定比比皆是，所谓的名誉不过是虚妄之物。
几年前人们对我喊“小哥过来一下”，现在却礼貌地招呼“胡老师这边请”——对于这种变化，我虽不至于感到羞愧，但也没有觉得荣幸，而只是感叹世事无常。因为对我人格起塑造作用的，不是最近两三年的顺利和满足，而是过往十几年的不堪和窘迫。我对人生有些消极的观念和想法，并没因过上了“好日子”而改变。
有两种矛盾的意志同时作用在我身上：一种是对现实的深刻敌意和对社会的本能疏离，另一种是当必须与人打交道时，内心难遏的想要迎合和满足对方的冲动。正因为难遏而要遏制，有时难免用力过猛，突兀而粗粝，冒犯到别人，自己也愧疚，总之横竖心里都不舒服。
从去年至今，我参加了一些活动，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不过总的来说，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我发现自己确实不喜欢社交，也不想和更多人建立交情。我克服不了人际交往带来的障碍和焦虑，有时只为回复一条简单的信息，也要经历内心的煎熬，反复纠结于措辞的语气和分寸。而拒绝别人的请求对我来说更是难事，有几次因为对方实在太热情和执着，我只能说服自己去参与不感兴趣且费力的活动——生命本该用来虚度，我却半推半就地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
今年开始我拒绝了不少活动邀请，有些是自己拒绝的，有些是编辑帮忙的。去年因为频繁外出，从酒店捎回来的牙刷已够我用两三年。不久前一个朋友问我，现在你不想去参加这些活动，等将来没有机会去了，会不会又反过来想去参加？我说，那只有等到将来才知道了。其实我心里很确定：不会。
假如挣到足够的钱，我想过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我身上原本就不强的社交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已变得越发稀淡，现在更喜欢安静地独处。不过，我已经不是单身，不能想去哪就去哪，隐居倒是没问题，毕竟还可以隐于市，但妻子明确反对与世隔绝，她放不下便利的菜场、公园、图书馆以及三甲医院……或许我们将为此展开漫长的拉锯和博弈。

坦白说，像我这样的人，本来很难被大多数人接受，我看了一些网上的评论，发现不少喜欢我的人，其实误解了我和我的经历。我不是一个社会观察者，对社会问题兴趣不大；也不是一个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奋斗者，最后实现了理想。我只是一个长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内心拧巴且疲惫的自省者。作为幸存者偏差里的那个幸运儿，我无法认同“通过写作改变命运”这样的叙事。但读者怎么看我、媒体怎么报道我，并不全由我控制。在私下的交流里，有读者对我感到惊讶，他们从我书中获得了积极的力量，却不料我本人是那么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