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篇会略晦涩，我尽量写得简约些，大家将就着看。
正如斯巴达之歌中所唱，我们是你们过去的样子，我们将成为你们现在的样子。
也像古往今来一直在说的，我们流淌着一样的血液。
我们有共同的祖先，或者说祖宗延绵生育了我们，只是后来生活在不一样的地域和环境，似乎天生有共同想象的载体，以及相通的记忆遗产。
事实上真是如此吗，可能未必。
家里那本族谱里显示，我爷爷有个兄弟不姓刘，姓谢，当年在他很小的时候，被抱给谢家养了。
在旧时代这种事情很普遍，可能孩子太多养不活，可能走丢了，也可能别人家没孩子来要，结果就是生活在别人家，改了姓。
那么这个我应该叫五叔公的人，在谢家生儿育女，跟刘氏家族的人可能最初会偶有来往，几十年过去，三代之后的今天，则基本断绝来往了。
要不是翻阅族谱，我甚至都不会发现有这样一支的亲戚。
五叔公的孙辈听说就居住在不远的地方，我跟他们同辈，有血缘关系，但生活在完全两个时空，没有任何的交集，更不可能有欢愉与悲伤的共同记忆，说是形同陌路，再贴切不过。
如果说我们要生活在一起，对外宣称我们是一家人，那就必须有一个强烈的意愿，并能够在未来的每一天得到反复肯定。
这事，想想都知道，并不容易。
说回正题。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改变了很多东西。
1895年春天，李鸿章在马关遭到刺杀，满身是血，子弹打中了他的脸，伤口在左眼下方三公分，昏迷了半天。
虽然借此案拿到了些许筹码，但清廷积弱如战五渣，面对日本强大的海军压力，李鸿章依然只能签下屈辱的《马关条约》。
台湾岛就在这个时候割让给了日本，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才收回，日据时代整整50年之久，三代人了。
台湾在日本治下只能拥有二等公民的权利，但整体是远离战场的，就是说被割让出去后，台湾民众无法切身体会到什么是百年国耻。
而台湾与大陆这一百年，实际有联系的只有1945到1949这短短四年，绝大多数的民众根本来不及了解大陆是什么情况，这扇门就关闭了。
等到再过40年后，这扇门重新慢慢开启时，台湾民众因为长期反攻大陆政治教育及宣传的影响，已经是带着另一种有色眼镜在好奇地看大陆了。
所幸，大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深刻影响着实现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
近现代的国家建设中，都强调民族（Nation），我们都说自己是中华民族，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民族较之神权更少形而上化，与所谓皇权相比更少血腥气息，是超越了种族、语言、物质利益、宗教关系、地理和军事需求的统一体。
法国历史学家勒南在他的《何谓民族》中说，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有着同一个精神原则或灵魂，要在过去和现在两个维度合二为一，即过去：形塑了这种灵魂或精神原则，现在：有生活在一起的意愿。
虽然错过了几十年，但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目标。
目前信息发达，两岸不再闭塞，更有价值的事实是，两岸的人们正在共同分享着，有荣耀，有悲伤，有苦难，一首《小苹果》在两岸的大街小巷都能听到。
现在所共同经历的，将形成民族的记忆，继而形塑成同一个灵魂，产生在一起的意愿。
当然，想想都知道，肯定道阻且长。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如果最后真的要诉之武力，也不是不可以。
法国是最早觉醒民族意识的国家之一，在南部和北部联盟之前，有长达一个世纪的恐怖杀戮的经历，但在今天，无论南北的民众，都称自己是法兰西民族的一员。
对民族记忆来说，共同的苦难比起欢愉更能团结，悲愤的胜利更有价值，遗忘和错误，也是形塑一个民族灵魂的重要因素。
毕竟，风云再变，我们依然血浓于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