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3年刘备去世，17岁的刘禅继位。改国号为建兴，尊诸葛亮为“相父”。
同样的“相父”还有周武王的相父——姜子牙。但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相父的权力可谓是登峰造极了。稍不留神，就可能“取而代之”。更何况，刘备托孤时，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刘禅继位时，老爹给他留下的蜀国，可谓是：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外部，魏国虎视眈眈，盟友东吴业已势不两立；内部，精兵良将已所剩无几，皇权不得已让位于相权。雪上加霜的是，蜀国南部和中部数郡先后叛乱，刘蜀政权摇摇欲坠。
幸运的是，诸葛亮感愧于先帝三顾茅庐之恩、白帝城托孤之诚，并无二心。否则，祸起萧墙，刘禅也只能坐以待毙。
226年春,诸葛亮率军南征,到秋季就全部平息了南方的叛乱。经过两年的休养生息，从228年春至234年冬，为了匡扶汉室，统一中原，诸葛亮七年间先后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的五次战争。可见此时的相权已经无以复加，刘禅只能任其发展。
在北伐的问题上，虽然刘禅不是完全赞同，但仍然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决定。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长期的北伐战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蜀国的内部矛盾，但连年战争，耗费巨大，劳民伤财，民不聊生。
公元234年8月，北伐途中的诸葛亮由于操劳过度病倒在五丈原。
专权12年的相父终于去世了。刘禅也并没有就此倒戈，全盘否定。你可以怀疑他的能力，但不可以怀疑他的宅心仁厚。如果刘禅不是一个顾全大局、心胸宽广的君主，诸葛亮的光辉则不可能那么夺目。
诸葛亮死后，刘禅对蜀国政体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他废除丞相这一官职，“将相印随葬永封武侯墓中”。将内政、军事权力一分为二，相互制衡。这明明白白地表现出刘禅对相权的深恶痛绝。他给足了诸葛亮面子，也证明了他并非平庸无能之辈。
公元263年，刘禅投降。在降魏的第二年，刘禅全家被迫迁居魏国都城洛阳，被封为“安乐公”。册封当日，宴席上忽然出现几位身着蜀锦的舞女。蜀汉旧臣见到此景，各个掩面哭泣，似乎只有刘禅陶醉其中，似乎自得其乐。
司马昭问刘禅：“安乐公是否会思念蜀地？”刘禅回答：“这里很快乐，不思念蜀国……”
从此以后，刘禅的这句乐不思蜀让人们把他当作了亡国奴、白痴的代名词，更有一句“扶不起的阿斗”将他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个普通人的生死选择尚且不能简单定论，而一位帝王的选择，更应值得我们慎重相待。客观地说，刘禅的不战而降，不仅保留了刘氏的血脉，而且使蜀国的老百姓不至于生灵涂炭。
总之，刘备伐吴兵败后，刘禅得到的是一个烂摊子。刘禅为了国家稳定，确立诸葛亮的权威，导致相权扩张。蜀汉灭亡后，他投降曹魏，却也荫及子孙，保全百姓。可是，他的这些选择，他的仁厚、他的苦心，又有谁能与之共鸣呢？
后人对刘禅的评价，比较主流的意见是：刘禅是一个个碌碌无为的昏君，“扶不起的阿斗”。但陈寿在《蜀志 ·后主传》里这样评价刘禅：“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坚则为昏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意思是说，刘禅继位后的蜀汉政治，一大特点就是政随人定，与其说前期政治清明是后主刘禅的功劳，不如说是前几位掌权人的功劳，但必须肯定他以大局为重，大度容人，稳定政治的贡献。
试想一下：如果诸葛亮在12年的专政中不是事必躬亲、鞠躬尽瘁，而是对刘禅多加教导，并鼓励他操练治国之能。那么，刘禅还是今天的刘禅，而蜀国还是当年的蜀国吗？
所以，诸葛亮从来不是一位负责任的、值得推崇的好老师、好父亲。
以一己之能而断后人之路、误国家前途，岂不悲哉！
所以，真正耽误蜀国的是诸葛亮，而非刘禅。
刘禅，不过是历史上最大的背锅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