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岁的季羡林先生离我们而去了。

初识先生是在90年代的一次发奖会上，会后我带着我的几本书到北大，他的住处去拜访求教。

先生的住处是在校园北边的一座很旧的老式楼房里 房共两层，先生住一层。左边一套是他的会客室，有客厅和卧室兼书房，不过这只能叫书房之一，主要是用来写散文随笔的， 书房里有一张睡了几十年的铁皮旧床，甚至还铺着粗布草垫，环墙满架是文学方面的书，还有朋友、学生的赠。 他每天四时即起，就在床边的一张不大的书桌上写作，这是多年的习惯。

有时会客室里客人多时，就先把熟一点的朋友避让到这间房里。学校考虑到他年高，尽量减少打扰，就在门上贴了不会客之类的小告示，助手也常出面挡驾。但先生很随和，听到动静，常主动出来请客人进屋。

这套房子的对面还有一套东屋， 两间，全部摆满语言、佛教等方面的专业书，人要在书架的夹道中侧身穿行。和"散文书屋"不同，这里是先生专著学术文章的地方。

先生年事已高，一般我是不带人或带任务去看他的。有一次，我就带了一个年轻记者去采访他。采访中记者很为他的平易近人和居家生活的简朴所感动。 以后过了几年，她每次见到我都提起那件事，说季老可亲可爱，就像她家乡农村里的一位老爷爷。后来季老住进301医院，为了整理先生的谈话我还带过我的一位学生去看他他，这位年轻人回来后也说，总觉得先生就像是隔壁邻居的一位老大爷。 后来过了两年，我又一次住党校时，有一位学员认识他，居然带了同班十多个人去他的病房里去问这问那、合影留念。他们回来向我兴奋地炫耀，我却心里戚戚然，十分不安，老人也实在太厚道了。

先生永远是一身中山装，每日三餐粗茶淡饭。他是在24岁那一年，人生可塑可造的年龄留洋的啊，一去十年。以后又一生都在搞外国文学、外语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即使这样也没有一点"洋"味。后来，聊得多了，我又发现了一丝微妙，虽是同一辈的大学者，但他对洋派一些的人物，总是所言不多。

我到先生处聊天，一般是我说得多些，考虑先生年高，出门不便，就尽量通报一点社会上的信息。有时也汇报一下自己的创作，他都很认真地听。助手李玉洁说先生希望你们多来，他还给常来的人都起个"雅号"，我的雅号是"政治散文"，他还就这个意思为我的散文集写过一篇序。如时间长了我未去，他会问助手，"政治散文"怎么没有来。

他对爱国和孝敬老人这两种道德观念是看得很重的。他说，爱国，世界各国都爱，但中国人爱国观念更重些。 对孝道也很看重，说"孝"这个词是汉语里特有的，外语里没有相应的单词。

先生原住在北大，房子虽旧，环境却好。 2003年，就是中国大地"非典"流行那一年，年初住进了301医院开始治疗一段时间还回家去住一两次，后来就只好以院为家了以后就只有在医院里见面。刚去时，常碰到护士换药。是腿疾，要用夹子伸到伤口里洗脓涂药，近百岁老人受此折 ，令人心中不是滋味，他却说不痛。助手说，哪能不痛？先生从不言痛。医院都说他是最好伺候的、配合得最好的模范病人。他很坦然地对我说，自己已老朽，对他用药已无价值。他郑重建议医院千万不要用贵药，实在是浪费。

先生在医院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刚进来时住在聂荣臻元帅曾住过的病房里。我和家人去看他，一切条件都好，但有两条不便。一是病房没有电话（为安静，有意不装）；二是没有一个方便的可移动的小书桌。先生是因腿疾住院的，不能行走、站立，而他看书、写作的习惯却不能丢。他住院四年，竟又写成了一本《病榻杂记》。

我去看季老时大部分是问病，或聊天。从不敢谈学问。在我看来他的学问高深莫测，思想深邃。

我每去医院，总看见老人端坐在小桌后面的沙发里，挺胸，目光看着窗户一侧的明亮处，两道长长的寿眉从眼睛上方垂下来，那样深沉慈祥。前额深刻着的皱纹、嘴角处的棱线，连同身上那件特有的病袍，显出几分威严。 这令我想起，一次大会堂开一个关于古籍整理的座谈会，我正好在场。任继愈老先生讲了一个故事，说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只限定有一定资格的学者才能借阅。季先生带的研究生写论文需要查阅，但无资格，先生就陪着他到北图，借出书来让学生读，他端坐一旁等着，好一幅寿者课童图。渐渐，这与他眼前端坐病室的身影叠加起来，历史就这样洗磨出一位百岁老人，一个经历了由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其间又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知识分子。

近几年先生的眼睛也不大好了，后来近似失明，他题字时几乎是靠惯性，笔一停就连不上了。我越来越觉得应该为先生做点事，便开始整理一点与先生的谈话点 去年这套《季羡林自选集》终于出版，想不到这竟是我为先生做的最后一件事。而谈话整理，总是因各种打扰，惜未做完。

现在我翻着先生的著作，回忆着与他无数次的见面，先生确是一面镜子，一面为时代风雨所打磨的百年明镜。在这面镜子里可以照出百年来国家民族的命运，思想学术的兴替，也可以照见我们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