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将干枯的红掌从花盆里移走时，动作很轻。那曾经红得像焰的掌叶，如今蜷缩成薄脆的褐纸，一触即碎。他小心地把它搁在一旁，仿佛不是丢弃，而是安放。然后捧过那盆栀子花,叶子是新绿的，油亮亮地叠着，虽才几簇，却蓬着一团鲜润的生气。
他将它栽进空出来的陶盆里，泥土微湿，裹住了根。盆是旧的，花是新的；盆大，花小，看去确有些头轻脚重的不协调。可那点绿意漾开来，竟让午后沉寂的光，也跟着晃了一晃。
忽然就想起今年三月。也是这样一个平常的午后，他抱回三个纸箱，拆出三盆深浅不一的绿。最小的是栀子花，稍大的是吊兰，最大的是红掌。它们都精神着，叶子伸展开来。
自此，他的早晨与黄昏，便多了一件雷打不动的事：浇水。拎着那只蓝绿喷壶，细细地洒，有时蹲着看半晌，还会往土里放些营养颗粒。那劲头，像个得了新玩具的孩子。
花也真给他面子。栀子先是悄没声地鼓出几个白苞，一夜之间就开了，小碗似的，香气清清的，不腻，风一过，才送到鼻尖。兰的叶子抽得尤其长，一层覆着一层，软软地垂在盆沿，有股文静的飘逸。最打眼的还是红掌。说是“红掌”，并不全红，有一两片像是被水晕开过，白里透些粉，又由粉转成酡红，像是少女颊上未匀的胭脂。
那时他常叫我来看，话里透着得意的亮光：“你看，长得多好！”偶尔还要翻我的旧账，提起我曾养蔫的几盆花草，眉眼笑得可恶，又有点天真。
不知从哪天起，红掌的叶子边缘悄悄黄了。起先只是一点焦边，像被火舌轻轻舐过，我们都没太在意。接着，那火焰般的红色渐渐黯下去，成了旧抹布似的灰赭。
挺立的肉穗花序，也一日日软了腰身，终于完全耷拉下来，像一句说不出口的话。水仍是浇的，肥也偶尔给，可它只是无可挽回地萎下去，整株软软地瘫在土上，失了所有筋骨。
先生找来小铲，沿着盆边慢慢松土，极小心地将那已不成形的植株取出来，根须上还沾着湿泥。他把它装进准备好的塑料袋，束口前，又看了一眼，轻声说：“本来好好的，怎么养着养着，就没了呢？”
那袋子搁在墙角，过了几日。再谈起时，他语气里多了些恍然：“养花，好像不能光是浇浇水、施施肥。土久了会板结，得换；天太冷了，要搬进来；太阳太毒了，也得挪个阴凉地儿。它不会说，你得自己留心。”
我听着，望着窗台上那盆新植的栀子。小小的植株在大大的盆里，正努力适应着陌生的疆土。忽然就想起不知哪里听来的一句话：“爱人如养花。”此刻倒觉得，养花也如爱人。
那日复一日的注视，那知冷知热的体贴，那察觉细微变化的用心，原是不能省的功课。否则，再热烈的红也会黯淡，再美好的缘，也怕要成了墙角那袋干枯的往事。
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栀子新绿的叶子上，照出一层柔柔的光晕。先生又拿起喷壶去了。水声淅淅沥沥，轻轻响着，像在浇灌一个重新开始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