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1日
司马光精心编史
后人评千秋功过
读完《资治通鉴》的故事，掩卷回首，无数人物，许多场景，总要在眼前纷然活跃，让我们或是赞叹，或是鄙弃，或者激动，或者沉思，从历史事实中得到警悟和启迪，同时很自然地对此书的编辑者司马光油然而生钦佩之心。
他是怎样一个人呢？如何编成此书的？应当作些介绍。
司马光是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父亲也是有学问的官员。
他七岁发蒙读《左传》，再给家人讲述书中的故事，有头有尾，意旨明确，对历史的记忆和理解表现出特殊的才能，从此手不释卷，读得废寝忘食，从中得到智慧的启发。一次，他跟小朋友们在院子里游戏，有个孩子爬上一口大水缸，不小心滑跌进几尺高的水缸里，乱扑乱抓，生命危险；孩子们吓得乱叫乱跑，不知如何是好。司马光灵机一动，捡起一块石头，奋力掷向水缸，“咣当”一声，缸砸破了，水从洞里哗哗淌出，溺水的孩子便得救了。这事很快传开，无不称赞司马光的沉着机智，洛阳一带还把这事绘成图画，用木板刻印，取名《小儿击瓮图》，成为民间流行的风俗画。
司马光一生诚朴，讲求实际，也是从小教养而成的。五六岁时，他得到一个青胡桃，不知如何脱皮；姊姊帮他剥弄，还是脱不掉，丢下走了。女仆端来开水，把胡桃扔进去，取出来时，皮就掉了。姊姊转来问他：“谁帮你脱掉皮的？”司马光蛮神气地说：“是我自己呗！”当时，父亲恰好在场，很严厉地斥责儿子：“小孩子怎么能说谎呢！”司马光非常懂事，从此之后没说半句假话，后来还把这件印象深刻的往事写信给朋友，作为互相勉励的例证。由于社会风气腐败，吹牛撒谎的现象日益增多，司马光绝不同流合污，宁可让人讥笑，始终坚持老实作人，因而自称为“迂叟”：一个呆板不变的老头儿。还专门写出《迂书》四十一篇。有人向当时的大学者邵雍请教：“司马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邵雍回答得很利索：“司马光吗？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考中进士，才十九岁，这是大多数读书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喜事。皇帝钦赐宴会，春风得意的新科进士们要按规矩在礼帽上插花，表示喜庆。司马光不以为然，朋友劝道：“天子赏赐戴花，不能违背命令啊！”他才勉强插上一支，毫无骄傲自得之情。
司马光在朝廷当了二十多年中下级官员，多次提出政治得失的意见，颇受重视。治平元年（1064),他出任皇帝的侍讲兼谏官，感到皇帝国事繁重，没时间阅读古代典籍，于是依照《左传》的体例，把战国时代的史事编辑为《通志》八卷，呈送宋英宗，得到肯定。皇帝要他继续编辑战国以后的历史，还设立专门的编辑局，开放皇家图书馆，赐给笔墨和绢帛以及日常食品，要他自己挑选人才。
司马光非常认真，立即组织人力，请来三位博学的官员刘攽、刘恕和范祖禹，还有自己的儿子司马康，根据各人的长处，分段负责，先收集资料按年代排列，再编成“长篇”，然后由司马光亲手删节提炼，以年代为经，以事件为纬，逐年排比，共二百九十四卷，另外还有“考异”和“目录”。这件工程是治平二年（1065)开始的。
宋英宗一向多病，两年后死了，太子赵顼（xu)接位，就是神宗。
他起用王安石掌政，雷厉风行地推广变法改革的主张。在盘根错节的封建官僚制度下，真正的改革谈何容易，往往带来意外的消极后果、给老百姓造成新的困扰，而与变法者的本意相违背。司马光看重效果，因而反对变法，久而久之，和老朋友王安石闹翻了，受到排挤，坚决要求辞职，到西京（洛阳）当一个留守闲官，从此绝口不谈变法革新的事，专心编辑史书。
司马光在洛阳修建了独乐园，只是一片树林，一排瓦房，还有几间窑洞，非常简陋。北京（今河北大名）留守王拱辰在洛阳的府宅，十分豪华，中堂是三层高楼，顶上取名“朝元阁”。士民百姓将这两位留守作比较，一个清廉，一个奢侈，极其鲜明。民间传出两句话：“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富弱曾向邵雍打听洛阳的新闻，邵雍说：“别的不足挂齿，最近出了两个怪人，一个在高高的窝巢里住，一个在深深的土洞里睡，你说新鲜不新鲜？”住高巢的人指王拱辰，睡土洞的是司马光，作风完全不同。可苏轼却十分欣赏独乐园，写诗赞美：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
中有五亩园，花竹香而野①。
表示对主人品格的欣赏之情。在这里，老实人司马光还有一些佳话。一天，他叫老仆把家里的马卖掉，认真交待：“这匹马每到夏天就生肺病，喘气不止，你要先告诉买主。”可这马却始终没能脱手，只好养到老死。
某年元宵节，夫人请司马光到街上看灯，他很奇怪，问道：“家里不是点着油灯吗？怎么要出去看呢？”夫人笑道：“还想看看人嘛。”自然是指游人。司马光瞪起眼珠，顶回一句：“我难道是鬼吗？”把夫人问得不知所措，只好作罢。
宋神宗允许司马光把编辑局设在洛阳。他在审订全书的过程中，再度翻阅《十七史》（宋朝以前的正史）,参考各个朝代的私家野史、各种文集和谱录，共三百二十二种，千百万字的材料，淘洗选择，把有关国家治乱兴衰、百姓苦乐安危的大事，以及善可以效法、恶可为鉴戒的重要人事，用传统的儒家正道，也就是三纲五常和孝梯忠信礼义廉耻等人伦道德作标准，详细鉴别，最后定稿。从开始到完成，经历十九个春秋，的确是件浩繁的工程！
元丰七年（1084)冬天，司马光把抄正的稿本送到朝廷，神宗皇帝浏览后很高兴，下诏嘉奖，说：“你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发挥缀缉，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依据。”说他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重要史事，载得清清楚楚，读起来津津有味，应该赏赐银钱、绢帛和礼服马鞍，同时任命为资政殿学士；还赐给书名《资治通鉴》，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参考。
司马光没把皇帝的各种奖励放在心上，他所担忧的还是世道人心。回想前些年在洛阳编书，常年累月孜孜不倦，还有人攻击：“司马光把一本书拖得那么久，十几年了，还不完工？大概是贪图皇帝提供的饭食钱吧！”再宽广的心胸，也难得忍耐，只想赶快结束。后人觉得《通鉴》中有关五代的历史比较繁杂，就是他急于求成所造成的缺失。想起这些，是遗憾的。
然而，《资治通鉴》毕竟是一部至今还没法替代的编年史的历史巨著，问世千余年来，给了后人多少教益和方便！远的不论，只看革命伟人毛泽东主席，据说他一生将此书看过十七遍，该从中获得过多少营养和启发啊！
司马光的劳绩是永远令人敬佩的。
①此诗载于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