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住到了外公家。

      “好啊，你这个小强盗，”他一见我就直敲桌子，“我再也不想养活你了，让你外婆养活去吧。”

      “我养就我养，”外婆说，“有什么大不了的！”

      “行啊，那你就走着瞧吧！”外公嚷道，不过他向我解释的时候就平静多了，“我们现在什么都分开了，各管各的。”

      外婆坐在窗下织花边，木棒发出欢快的撞击声，小枕头似的针线包上插满铜针，在春日的阳光下一闪一闪，像一只金色的小刺猬。外婆自己也像座铜铸的雕像，她倒是一点没变。外公更瘦削了，添了许多皱纹，头发也脱落了不少，昔日的胸有成竹已荡然无存，现在变得毛手毛脚、焦躁易怒。

      一对绿眼睛看什么都疑神疑鬼的。外婆呵呵地笑着，跟我讲述了他俩分家的前前后后。

      他把锅碗瓢盆和瓶瓶罐罐都给了外婆，说：“这些都是你的，其他的什么也甭想要了！”

      他把外婆所有的旧衣服、物件统统拿走，连同那件狐皮斗篷大衣，一共卖了约有七百卢布，借给了他的教子——一个卖水果的犹太人去放利钱。他已经无可救药地钻到钱眼里去了，连廉耻都不顾了。

      他到处去找老关系——一些有钱的商人和过去行会里的同事，问他们借钱，称被儿子败光了家。出于往日对他的尊敬，个个慷慨解囊。回到家里，他拿出一张大钞票，在外婆的鼻子底下晃来晃去，像个小孩似的幸灾乐祸地说：“瞧见了吧？老傻瓜，人家可是连百分之一也不会给你哦！”

      他把要来的钱一部分借给了他的新朋友——一个细细长长的光头皮货商，人称“鞭子”，另一部分借给了“鞭子”的妹妹，此人红脸蛋、褐眼睛，是个胖乎乎、娇滴滴、糯滋滋的店铺老板娘。

      家里的一切都分得清清楚楚，今天用外婆的钱买菜做饭，明天就轮到外公给家里买食物。每次外公买的东西总要差些，外婆总要挑些好肉，可外公买的全都是没人要的肺、肚之类的内脏。

      茶叶和糖也是各归各管，但煮茶的茶壶是共用的，外公常常会大惊小怪地叫起来：“等等，让我瞧瞧，你放了多少茶叶？”

      他把茶叶撒在手心，一粒一粒地数，说：“你的茶叶小，我的大，所以味道才会浓，你得多放几片。”

      外婆倒茶的时候，他盯得紧，确保两人的茶一样浓，杯数也要一致。

      “最后一杯了，要不要？”外婆在茶壶快要倒空的时候问他。

      “好，你也最后一杯。”外公瞥了一眼茶壶里剩下的水。他们连供奉神像的灯油都是平摊的，这竟然是共同厮守了五十年的夫妻！

      我觉得外公这样做既可恶又可笑，而外婆只是一笑了之。

      “不要提了！”她劝我说，“提了又怎么样呢？他年纪大了，一上了岁数，就稀里糊涂了。都八十的人了，活到这份上也不容易，由他胡闹去吧，还不知谁倒霉呢？至于咱俩，你不用担心，有我吃的，就饿不了你的！”

      我也开始挣钱了。每到节假日，一大清早就背起麻袋，走街串巷地去拾牛骨头、破布、废纸以及废铜烂铁，卖给收破烂的。一普特破布、废纸和废铁能卖二十戈比，一普特骨头只有八个或十个戈比。我每天放学后都去捡破烂，每个礼拜六我就能挣到三十到五十个戈比，运气好的时候还要多些。

      外婆接过我的钱，马上装进裙子的口袋里，垂下眼睛，一个劲地称赞道：“太谢谢你了，小乖乖，我们饿不死的，不是吗？瞧，没什么过不去的！”一天，我碰巧看到她望着手心里我给她的几个五戈比硬币，正在偷偷流泪呢，有无数个小孔的海绵样的鼻尖上挂着一滴浑浊的老泪。

      我发现比收破烂更有钱赚的活计，是去奥卡河边的木材场或沙岛上去偷木板。沙岛上每年都有一次铁器交易的集市，所以要搭许多临时的木板房。集市一结束，这些木板房就会拆了，堆在沙岛上，一直要堆到来年春汛来临的时候。

      一块好的木板，小市民房主肯出十戈比，我们一天偷个两三块不成问题。

      不过，干这种营生，一定要在大雾天或狂风暴雨天，等看守的人躲进屋里去才行。

      和我一起干的这帮孩子都很团结：讨饭女人莫尔多瓦十岁的儿子桑卡·维亚希里，很讨人喜欢，安安静静的，脾气好得像只鸽子；孤儿科斯特罗马，蓬头垢面、瘦骨嶙峋，一对黑眼睛大得出奇，十三岁那年，因偷了两只鸽子被送进少教所，后来自己在那儿上吊死了；十二岁的小鞑靼人哈比，心地善良，是个大力士；塌鼻子亚济，大约八岁，不声不响地像条鱼，他父亲在墓地里掘墓、看墓，癫痫病老要发作；我们这伙人里年纪最大的是寡妇裁缝的儿子格里沙·丘尔卡，为人正直，讲道理，是个斗拳的高手。我们大家都住在同一条街上。

      在这个镇上，偷不算犯法，而是司空见惯的事，几乎成了填不饱肚子的老百姓用来充饥的唯一的办法。一个半月的集市交易所赚的钱还不够一年糊口用的，许多体面的小业主就在河上打起了主意，打捞被汛水冲来的木柴和原木，用小船搞点零星的货运，但主要是偷大驳船上的东西。他们一般都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岸上“蹲点”，一旦有下手的机会，绝不手软。

      一到节假日，大人就吹嘘自己的收成，孩子在旁边边听边学。到了春季，忙着准备集市开张的时候，每天傍晚，街上熙熙攘攘的全是醉醺醺的工匠、马车夫和各行各业的工人，镇上的小孩公然掏起了他们的口袋，这是合法的勾当，孩子们在大人和路人面前干得毫无顾忌。

      他们偷木匠的工具，马车夫的扳手，货车上的轮轴和螺钉，但我们这帮人绝不干这种事。

      一天，丘尔卡宣布：“我可不去偷东西，我妈不让我去。”

      哈比说：“我也怕。”

      科斯特罗马厌恶小偷，他一提到“小偷”两字，声音就特别响。看见别的孩子在偷醉汉的东西，就把他赶走，要是抓到了，还要揍他一顿。

      这个愁眉不展的大眼睛男孩老喜欢学大人样，走路的时候学装卸工摇摇摆摆，说起话来声音尽量装得低沉沙哑，像个小老头似的，活得太累。

      而维亚希里坚信偷就是干坏事。

      可我们认为从沙岛上拖木板和木条算不上什么坏事，没人不敢，我们还想出了许多办法，这样做起来就容易多了。

      趁傍晚天黑或者风雨天，维亚希里和亚济沿着河湾先走，踩过潮湿突起的冰面，堂而皇之地来到沙岛，就是为了引起看守人的注意，我们四个才能够偷偷地分散了爬进去。

      趁看守人正忙着盯紧他们，我们四个在预先商量好的地方集合，各自选好要拖走的木材，派一位腿快的朋友同看守的那些人周旋，其余的趁机溜之大吉。

      我们每人都带一根绳子，末端扎一个弯钩钉子，钩住木板，在冰雪地里拖行，很少会被看守人发现，就算发现了，也已经追不上我们了。

      我们把卖木材所得的钱分成六份，有时一人分到五戈比，有时能分到七戈比。

      这就够我们一天吃的了。但维亚希里如果不给她母亲买伏尔加，就会挨打；科斯特罗马攒钱要养鸽子，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丘尔卡的母亲病了，所以他要省下所有的钱给她看病；哈比也舍不得花一分钱，他想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他舅舅带他出来，可到了尼日尼不久，舅舅却淹死了。老家的那个小镇叫什么，他也忘了，只记得在卡马河边上，伏尔加河附近。

      我们也不知为什么，就觉得他那个小镇挺好笑的，所以就编了顺口溜，常常取笑这个鞑靼小白眼：

      有一座城镇美丽非凡，

      可谁也不知它在哪边，

      手摸不着来眼瞧不见，

      原来只在梦里会过面。

      起先，哈比生我们的气了，可有一次维亚希里像只鸽子似的在他耳边叽里咕噜了一阵：“得了吧，谁还生哥们的气啊？”

      小鞑靼人怪不好意思的，后来他自己也慢慢地唱起了这首《卡马河边的城镇》。

      比起偷木板，我们还是喜欢捡垃圾。特别是到了春天就更有趣了，冰雪消融，集市上空寂无人，雨水把铺街的卵石冲洗得干干净净。集市的水沟里随处可见钉子和铁块，有时还能捡到钱，铜币、银币都有。但为了不让看街的人把我们赶走，抢我们的口袋，就得分给他们两个戈比，不然就一个劲地朝他们点头哈腰。

      总之，赚钱不容易，好在我们几个关系都很要好，虽然偶尔也会吵几句，但我记得从来没有打过架。

      维亚希里是我们这儿的和事佬，他总能说出些中听的话来，把事情化解。话虽然简单，但足以令我们震惊，也感到难为情。

      他说的那些话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对亚济的恶作剧，他向来不拿它当回事，他心平气和地认为一切坏事都是愚蠢和徒劳的。“有什么必要呢？”他反问道，我们也都恍然大悟了，想想确实没必要。

      他称自己的母亲为“我那莫尔多瓦女人”，我们也没觉得可笑。

      “昨晚，我那莫尔多瓦女人又喝醉了才回来，”他眉飞色舞地讲着，圆圆的眼睛里闪着金灿灿的光。“‘砰’的一声推开门，坐到了门槛上，在那儿咿咿呀呀唱起歌来，嗬，这只老母鸡！”

      “她唱什么了？”丘尔卡认真地问他。

      维亚希里一边拍打着膝盖，一边学着母亲的样子尖声唱起来：

      嗳，来了年轻的牧羊人，

      挨家挨户来敲门，

      我和心上人，

      上街关好门，

      动听的芦笛声，

      送走红日往西沉，

      大家听了直出神。

      他还会唱好多好听的歌，唱得很投入。“就这样，”他接着说，“她在门口睡着了，冷风飕飕直往里钻，差点把我冻死，可我又拖不动她。今天早上我问她：‘你怎么醉成那样？’她说；‘没什么，你再熬几天吧，反正我也活不长了！’”

      “嗯，她是快要死了，全身都肿了。”丘尔卡不容置疑地证实道。

      “你会难受吗？”

      “当然啰，” 维亚希里一脸诧异地望着我，说，“她对我不错。”

      尽管我们知道莫尔多瓦女人老要打他，但还是相信她是个好人。运气不好挣不到什么钱的时候，丘尔卡就提议：“我们每人省下一个戈比给维亚希里，否则他又要被打了。”

      我们这儿只有丘尔卡和我能识字，维亚希里羡慕得要命。

      他拉着自己那对老鼠似的尖耳朵，嘀咕着：“等我葬了我那莫尔多瓦女人，我要跪着求老师收留我。上完学，我就给主教大人当花匠，或者干脆去沙皇那儿。”

      那个春天，莫尔多瓦女人带着一瓶酒，和一个为建教堂募集资金的老头儿一块，被忽然倒塌的柴垛压死了，那女人当时就被送到了医院。丘尔卡对维亚希里说：“住到我家去吧，我妈会教你认字。”

      没过多久，维亚希里就神气地仰起头，念杂货店的招牌：

      “货杂店……”

      “杂货店，你这讨饭坯！”丘尔卡纠正道。

      “我知道，可这些母字乱跑。”

      “是字母！”

      “它们跳来跳去的，就喜欢被人念！”

      他对花草树木的爱惜程度让我们既好笑又好奇。

      我们这个小镇到处是沙地，植物少得可怜，只有少数几家的院子里能见到几株病恹恹的白柳，一些歪歪斜斜的接骨木，或从篱笆脚下偷偷探出一小簇枯萎的干草。如果我们有谁坐到这些草地上，维亚希里会毫不留情地指责：

      “干吗要跟它们过不去？坐在沙地上不也一样吗？

      当着他的面，我们不好意思去拗白柳枝，采接骨木花，也不敢去奥卡河岸上折柳条。

      “你们能不能不搞破坏啊？讨厌！”他惊愕地耸耸肩，两手一摊，冲着我们说。

      看他这么吃惊，我们也都自惭形秽。

      整整一个星期，我们沿街收集各种破草鞋，堆在僻静的角落里。等到星期六，就打一场精彩刺激的草鞋仗。星期六傍晚，当一群鞑靼装卸工人从西伯利亚码头下班回家时，我们躲在各个十字路口的街角，朝他们猛扔破草鞋。

      起先，他们很恼火，对我们连追带赶，破口大骂，后来他们自己也迷上了这种游戏。路过战场的时候，也用草鞋武装起来。他们偷窥我们的军火库，不止一次地偷走草鞋。我们强烈抗议说：“这还有什么可玩的呀！”

      他们只好把偷来的破草鞋分我们一半，战斗又开始了。

      通常，他们在空旷的地方做好防御准备，我们追着他们尖叫奔跑，狂扔“炸弹”。他们也大声喊叫，如果我们当中恰好有谁踩到扔在脚下的草鞋，一头栽到沙地里，摔个底朝天，他们就得意得哈哈大笑。

      游戏经常要玩到天黑才肯罢休，引得一帮小市民纷纷从角落里冒出来，聚在一起驻足观战，嘀嘀咕咕说我们不像话。粘满尘土的灰色草鞋像一群乌鸦没头没脑地乱飞，有时候我们的人被重重地砸到了，可玩得兴致正浓，哪里还顾得了疼痛！打完仗，我们常去他们落脚的地方，他们请我们吃甜马肉，还有一种别有味道的蔬菜羹。晚饭后，还能尝到香浓的砖茶，夹有核桃仁的奶油甜面点。

      我们很喜欢这些人高马大的鞑靼汉子，他们个个都是了不起的大力士。他们生性纯朴，就像孩子似的。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敦厚善良、重情重义。

      他们一旦笑起来就怎么也止不住了，非笑到憋出眼泪，喘不过气来才能收场。其中有个歪鼻子的卡西莫夫人，是个顶级大力士。有一天，他把一口重达二十起普特的教堂的大钟，从驳船上一直拖到岸边很远的地方。一边笑，一边喊着号子：

      “哼唷——哼唷——说空话呀，活不干！说空话呀，不值钱！金币也扯淡呀！”

      有一次，他把维亚希里托在手掌上，举得老高老高，说：“瞧，你都碰到天了！”

      要是遇上阴雨天，我们就去墓地，挤在亚济父亲的小屋里。

      他的骨骼已完全变了形，胳膊很长，衣服破破烂烂像个乞丐，肮脏的头发像灌木丛似的从头上、脸上蹿出来。小脑袋活像干枯带刺的牛蒡草，细长的脖子就是牛蒡的茎。他满足地眯起发黄的眼睛，嘴里飞快地念念有词：“上帝保佑我别睡不着觉！嗬呦呦！”

      我们买了些茶叶、糖和面包，给亚济父亲带了点伏特加。

      丘尔卡常常板着脸命令他：“生茶炊去，没用的人！”

      那没用的人便笑呵呵地遵从命令干活去了。我们一面等茶开，一面商量事情，他也会给我们出出主意：“听好了，后天特鲁索夫家做四十忌日，要大办宴席，你们就有骨头捡了。”

    “特鲁索夫家的骨头都归他家的厨娘。”无所不知的丘尔卡说。

      维亚希里望着窗外的墓地，浮想联翩地说：“等天晴了，我们就能去森林里玩了，太棒了！”

      亚济很少说话，神色忧郁地望着大家，不声不响地拿出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玩具给我们看，有木头士兵、断腿的马、纽扣和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