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龙友一没有家传，二没有老师，怎么就成了北京四大名医之首？
1928年，在北京西城区兵马司胡同的大院里，萧龙友先生正式弃官挂牌行医，街门坊上挂了一块尺许长、三寸多宽的小木牌，上面亲笔题写“萧龙友医寓”五个字。每天早晨患者在门房排号直接到诊室依次就诊，先生看病都是亲自开方，因他的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有不少患者把他的处方收藏起来，有的又裱起来作为书法作品。更有甚者出高价收购萧龙友先生的处方，当作艺术品珍藏。后人评价他：“诗词书画率皆能之，以写字绘画陶冶性情，他的书法真、隶、行、楷各体悉备，已臻炉火纯青地步，京师内外，‘对先生的诊病墨案，视同珍宝’。”今曲阜孔府尚有他所书联屏多幅。
萧龙友，祖籍江西吉安，于1870年2月13日出生于四川雅安学署。自幼天资聪颖，又承庭训极严，在青年时代求学于成都尊经书院期间，常以成绩优异名列前茅。童年时，由于他的母亲长年有病，便留心于医药，他经常翻阅古医典籍，并到药店求教医药常识。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省会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棺木销售一空。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正在尊经书院求学的萧龙友挺身而出，约同当地医生陈蕴生沿街巡治，用中草药进行救治，使很多病人转危为安，人称“万家生佛”。
1897年，萧龙友离开四川赴京朝考，从此数十年宦海浮沉，却从未间断研究医学。直至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后，萧龙友毅然弃官行医，先后为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蒋介石、段祺瑞、吴佩孚等名流诊治。他诊断袁世凯尿毒症、孙中山肝病、梁启超便血、陈夫人妹瘀血等，个个精准。由于他的医道精妙，在古都北京，他的大名妇孺皆知，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推崇和信赖，被誉为北京四大名医之冠。当时北京医院的德国医学博士狄博尔，对萧大夫的医术也相当看好，如遇到他们所谓的疑难杂症，总是要邀请萧大夫去他们医院会诊，在这之前，中医师能进入西医院会诊，尚无先例。
1930年，萧龙友和孔伯华自筹资金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培育中医后继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别号“息翁”改为“不息翁”，念念不忘发展中医事业。1954年9月，萧龙友先生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言时提出设立中医学院、培养中医人才的提案。1956年，国家采纳了他的提案，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学院。1960年，萧龙友病逝，享年90岁。
萧龙友的医学思想与临床经验，经他的后人总结为九项：一是主张四诊合参，常说：“切脉乃诊断方法之一，若舍其他方法于不顾，一凭于脉，或仗切脉为欺人之计，皆为识者所不取。”二是主张“必先知平脉而后知病脉”。三是主张临证时应结合病人的体格、性情、籍贯、职业、平素生活习惯等加以考虑，就不难得其秘奥。四是以卦喻脉，对于脉理深入浅出，尝谓：“能识死脉，即为上工。”“对于坎、兑、巽三脉，必须钻研。”五是对医史见解独到，自谓：“治医学史，必先将历代典章学术，搜讨无遗，然后可以言史，否则医自医、学自学、史自史耳，何益之有哉。”六是作医范十条，为后学之针砭，主张稽古御今，心正意诚，有道有术，重视伦理。七是对中西汇参的见解，不泥古、不囿今，强调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主张捐除门户之见，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八是主张以《伤寒论》为鉴，以之作鉴，则治病必有一定之法，如影之不变也。九是主张医与药不能分割，医生不但应识药，而且要能亲自采药、炮制。
萧龙友先生的经历证明，中医是可以自学的。我们学中医的目的，不见得非要做萧龙友先生那样的大医。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这句话是说，父母病了，我起码不会干蠢事，不会以尽孝的名义把他往死路上推；碰到需要帮助的人，我可以有效地帮助他；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更好地关爱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