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巴胺虽然不会严重到引发精神病，但同样有负面作用。比如，高水平的多巴胺会抑制当下分子的功能，所以，在一些社交活动中，聪明的人往往表现很差。比如，爱因斯坦说过：“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充满热情，但我与其他人直接接触时却表现冷淡。”他还说过一句名言：“我爱人类，但我讨厌人。”对爱因斯坦来说，处理社会正义这种抽象概念很容易，但和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打交道却很困难。爱因斯坦在和妻子分开前，就已经与他的表姐有染，之后他再次不忠，背着表姐和他的秘书等多达6位其他女友有过交往。在这里，很可能正是高度活跃的多巴胺，让爱因斯坦很难从当下分子中获得快乐，没法享受一段稳定的、长期的爱。
话说回来，多巴胺造就了天才，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但它的影响力可不只局限于少数天才。人类的足迹在几万年前就已经遍布地球，在帮助人们远走他乡，不断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多巴胺就是重要的幕后推手。
多巴胺造就了天才，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但它的影响力可不只局限于少数天才。人类的足迹在几万年前就已经遍布地球，在帮助人们远走他乡，不断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多巴胺就是重要的幕后推手。
这么说不是没有根据的，作者在书中说，科学家们在我们的基因里找到了证据。人体内有一个名为DRD4的基因，这个基因的作用是编码多巴胺受体，让多巴胺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且，因为基因突变，DRD4基因在不同人体内还有着不同的变异类型，其中有些变异类型的基因序列比较长，被称作长型基因。这些长型基因的特点是活性更强，能制造出更多多巴胺受体，增强多巴胺系统的影响。
就是在研究这个基因时，科学家们有了重大的成果。他们在分析北美、南美、东亚、东南亚和欧洲人种体内的基因数据时，发现距离人类诞生地非洲越远的地方，当地人群体内的长型基因比例就越高。比如走得最远的南美洲居民，有69%的人体内有长型基因，中美洲居民走得近一些，有42%的人拥有长型基因，而北美洲居民走得更近，只有32%的人体内有此基因。科学家们估计，平均每迁徙1000英里，长型基因的比例就会增加4.3%。
这个现象该如何解释呢？还是得从多巴胺的角度入手。因为拥有长型基因的人，体内多巴胺的活动水平更高，所以他们的学习速度往往更快，对输赢看得更重，身处陌生环境时，能更努力地解决问题。这样一来，这些基因的携带者进入新环境之后，就会有明显的生存优势，能留下更多后代，所以迁徙越远的人群中，长型基因的携带者比例自然也就更高。
考虑到多巴胺对我们探索未知世界的促进作用，不难得出结论，正是多巴胺的存在促进了今天的国际移民和今天人类文明互动交流的全球化局面。而且，往往也正是这些移民给移民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创造力。作者举例说，2006年，在美国政府提交的所有国际专利申请中，发明人或共同发明人中有40%是居住在美国的外国移民。在美国所有新企业当中，新移民开创了其中的四分之一，新移民中的人均创业指数，是其他美国人的两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