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59天《  轻重乙第八十一》第五部分

原文阅读

      桓公曰：“曲防之战，民多假贷而给上事者。寡人欲为之出赂，为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令富商蓄贾百符而一马，无有者取于公家。若此，则马必坐长，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马不离其牧皂，而曲防之战赂足矣。”

        桓公问于管子曰：“崇弟蒋弟，丁、惠之功世，吾岁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咸卤、斥泽、山间㙗（土垒）不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缘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则是寡人之国，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以是与天子提衡争秩于诸侯，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唯籍于号令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于对曰：“请以令发师置屯籍农，十钟之家不行，百钟之家不行，千钟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数皆见于上矣。君案囷窌之数，令之曰：‘国贫而用不足，请以平价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损焉。’君直币之轻重以决其数，使无券契之责，则积藏囷窌之粟皆归于君矣。故九州无敌，竟上无患。”令曰：“罢师归农，无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天下无兵，则以赐贫甿。若此，则菹菜、咸卤、斥泽、山间㙗（土垒）之壤无不发草。此之谓籍于号令。”

字词注释

[1]曲防：地名。具体地点不详。

[2]出赂：代民偿还贷款。

[3]符：借券。

[4]皂：牛马的食槽。

[5]崇弟蒋弟：齐桓公的弟弟之家。史无记载。

[6]丁、惠：丁公、惠公。两者都是齐国亲贵大家。

[7]岁罔：即岁无，亦即年岁无收成。罔，无。

[8]㙗（土垒）（wèilěi）：高低不平的山地。

[9]列稼：分布的农田。缘封：沿着边境。缘，沿。封，封疆，封地的疆界。原：平地。

[10]强耕：被强人私占开垦耕种。落：此指形成村落。

[11]提衡：并肩而立，不分上下。秩：积蓄的财物。一说指品级次第。

[12]发师置屯籍农：征发兵役并登记农民藏谷之数。

[13]囷窌（qūn jiào）：谷仓与地窖。泛指粮仓。

[14]挹损：益损。

[15]令曰：当作“公曰”。

【译文】

        齐桓公问：“曲防之战中，很多百姓都借钱来供应军需。我想要给他们偿还贷款，应该怎么做？”管子回答道：“请您下令，让持有一百张借券的商人富贾自备一匹马供驾车使用，没有马的就向公家求购。这样一来，马的价格就会因而上涨，可以涨到本钱的一百倍。国家的马匹不需要离开畜牧的食槽，曲防之战的贷款就足够偿还了。”

        齐桓公问管子说：“崇弟、蒋弟和丁、惠都是功臣世家，今年粮食歉收，我连一斗一升的赋税都不能从他们那儿收到。扣除荒草地、盐碱地、沼泽地、高低不平的山地中所不能被利用的土地，那些土地我连一斗一升的赋税都收不到。还要扣除这种情况：分布在靠近封疆边界宽达十五里的平地上的农田，被强人私占耕种，而人民自然形成了村落，我不能从他们那儿得到一斗一升的赋税。如此，在我的国家，我实际操控的收入却不到五分之二，那么我国纵然有万乘之国的称号，却连千乘之国的财用都没有。以这样的形势与天子并肩而立和诸侯争夺积蓄的财用，有什么办法吗？”管子说：“只有借助于政治号令来征赋税才可以做到。”齐桓公问：“具体该如何实施？”管子回答道：“请您发令征发兵役并登记农民贮存的粮食数量，家里有十钟粮食的不用参与，家里有百钟粮食的不用参与，家里有千钟粮食的不用参与。本该服兵役却不用去的人就缴纳存粮百分之一、千分之十，那么粮仓里的粮食总量就都在君主的掌握中了。君主审度粮食储备量，下令说：‘国家贫弱，财用不足，请让我们按官价收购你们的粮食，都按粮食储备量出售，不可以随意增减。’您根据支付的钱币总数来决定需要囤积的粮食量，使国家没有借贷的券契需要偿还。这样国家积蓄收藏的全部粮食就都归于君主。这样，国家在九州当中就可以无敌，边境没有忧患。”齐桓公问：“让军队放弃打仗而回归务农，粮食就没有可用之处了。”管子说：“天下有战事的时候，那么囤积的粮食就足以预备供给军粮。天下没有战事的时候，就把粮食赏赐给贫民。这样一来，荒草地、盐碱地、沼泽地、高低不平的山地就都会得以开垦耕种。这就叫借号令来征收赋税。”

核心内容解读

      本篇第九节阐述运用轻重之木，偿还战争借款。文中的“曲防之谋”以巧计筹军费。此计是用行政命令直接剥夺富人，表面看来与《管子》主张的“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经济原则不符合。然而在战争、灾害或其他紧急情况下，政府征用、征敛是最快捷的手段，即使面临政治反弹的危险也要做。这里不单是无偿征敛，还包含调节价格的轻重之术。

      与西方当代主流经济学不同，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行政命令是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与经济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管子》的作者甚至认为“号令重于宝物”。

      第十节阐述“籍于号令”，征购百姓藏粮，解决国用不足。本文提到的粮食统购政策只针对富人的统购政策“置屯之谋”，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实行。不过军队屯田政策却影响深远。置屯之谋实际上是以边疆屯田的借口，获得农民的实际存粮数，再平价收购这些粮食。《管子·巨乘马第六十八》有一则“虞国策乘马之数”，与置屯之谋相似，更高明的是政府通过金融手段实现粮食的统购。春季放贷给农民，秋天再按时价将贷款钱数折合成粮食要农民偿还，然后再以粮食为实物货币，购买国家需要的其他商品。在商品的“敛散”过程中，取得惊人的财政收入，同时抑制商人利润，防止有产阶级过度膨胀。

      民以食为天，“天”不能为资本所控制，粮食市场只能由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控制——这是置屯之谋给我们的最大启迪。

      新中国成立后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粮食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实施的。据统计，1952年7月至1953年6月粮食年度内，粮食缺口达40亿斤。1953年赶上小麦受灾，减产70亿斤，农民惜售，私商又在市场上大量收购粮食，抬高粮价，一般高出牌价20%～30%，这严重影响了刚刚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加强了中共高层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决心。统购统销政策后来延伸到植物油、棉花等产品，该制度一直持续到1985年。历史告诉我们，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于工业化所需资本的积累是重要的，中国的现代化因此没有经历西方血腥的殖民化和野蛮的奴隶制阶段。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新中国的“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简称“统购统销”。随后，中共中央又于1953年11月15日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954年9月9日，政务院第224次会议又通过《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凡列为统购统销的商品，均由国家集中管理，按国家规定的品种数量和价格，由指定的商业部门统一经营，不许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插手经营。

        统购统销政策，源于人民政府打击、限制奸商抢购和囤积居奇等行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接管的城市，面临着市场混乱、物价飞涨的严重局面。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仅仅十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出现了四次全国性的涨价风。上海资本家的投机活动，更是使上海批发物价指数在八个月内上涨了20倍。市场的混乱、物价的上涨，严重影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造成整个社会人心惶惶，许多人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

        在党中央的精心指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经委员会通过“银元之战”、“粮棉之战”，沉重打击了投机资本，取得了平抑物价的胜利，证明了共产党不仅能够打天下，而且善于治天下。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由于前线急需纱布，棉花出现了供应不足的情况，私商和个体农民也加紧抢购和囤积。为了克服可能出现的危机，1951年1月4日，中央财经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要求“凡公私纱厂自纺部分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均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购”。这样就控制了市场棉纱、棉布的销售，减少了各地自行其是对物价的冲击，从而稳定了市场。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城市人口以及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逐步发展，对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大，粮食供应日益紧张。1953年春，我国局部地方出现霜灾，使农民惜售备荒不愿将粮食出售，导致国家粮食购少销多的局面恶化。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八种应对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政策。陈云后来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10月1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他还打比方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1953年10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采纳了陈云关于实行统购统销的建议。随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对此，毛泽东分析指出：“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他强调：“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配售问题可以考虑，我观察也势在必行。因为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城市、乡村不同时紧张更好，但恐怕办不到。至于名称，不叫配售也可以，可叫计划供应。”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央根据有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接着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政策包括统购、统销两个环节。凡被规定为统购的产品，生产者必须根据国家规定的品种、数量和价格，按照法令将其出售给国家指定的商业部门。粮、棉、油等农产品的统购，就是农民生产的这些农产品，除缴纳农业税和自己消费部分外，必须从剩余部分中拿出一定的数量，按照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棉纱和棉布等工业品的统购，就是无论国营还是私人工厂生产的产品，都一律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

      凡被统销的商品，则由国家指定的商业部门按规定的品种、数量和价格，对城镇居民和需用单位有计划地进行分配和供应。对于农民所需要的棉布，缺粮户和经济作物产区的农民所需要的粮食，也由国家给予定量供应。

      粮、油、棉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物资。在这些商品供不应求的条件下，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对保障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稳定市场物价与供求关系，都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除了粮食、油料、棉花之外，糖料、烤烟、生猪等物资，在一定时期里也实行了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和供应。各种票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件。

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使国营经济进一步控制了流通环节，割断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联系，有力地促进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4年年底，私营商业在全国零售额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57.2%下降为25.6%，在全国商业企业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业。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统购统销政策也逐渐取消。1983年，对城乡居民暂时取消了棉布、絮棉凭票定量供应，1985年又取消了对粮食、棉花等的统购。1992年年底，全国844个县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退出了历史舞台。各种票证也成为收藏市场上的历史记忆。

参考资料

《大国记忆：新中国七十年经典瞬间》，刘金田 主编，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

《国富策：读〈管子〉知天下财富》，翟玉忠，博瑞森管理图书，2018年12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