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下旬的某天结束了《记承天寺夜游》的课程。得益于我为数不多的幽默，这堂课在讲解文义时上得还不算太无聊。
譬如在讲到“怀民亦未寝”时，我立刻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经历，于是问学生：“你们看这是不是非常贴近生活，大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跑去找朋友，发现朋友和自己一样没睡着的时候就拉他出去玩耍？”
学生们听后不约而同地笑笑，我跟着也笑。或许也是因这么一笑，后面从叙事、写景再到抒情的分析都顺畅了许多。到文本解读这个环节时大致就是这么些内容——好像这篇文章所要讲解的无非也就是这么些内容。
可我仍不满足，因为我深知还有很多的缺憾，那是备课时乍现于心的一道道灵光，却终归受限于时间，我不再有更多的机会向他们诉说我的“发现”。
第一点“发现”和时间有关。如使单看文本内容，好像真的会得出张怀民在苏轼需要陪伴的时候给予了后者陪伴的结论。可仔细看时间，苏轼被贬黄州的时间在元丰二年，写下文章的时间却在元丰六年——已经过了四年。而张怀民才是当年刚被贬谪的那个人。所以到底是谁比谁更需要陪伴和慰勉呢？这个问题不需要有答案，若一定要说点什么，我想，对他们来说，应该是相互陪伴和相互慰勉。
第二点“发现”颇为有趣。在备课时，我特意在网上查询过张怀民的资料，生卒年不详，也找不到任何关于他才干和政绩的记载。只有两件事情流传下来：一件是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后苏轼四年（三年多）被贬黄州，于是有了我们所熟知的夜游承天寺的故事；另一件则是在夜游承天寺的次月在住所西南建造了一座亭子，苏轼还为它取名快哉亭。
更加有趣的地方在于，苏轼还为此写了一首名为《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张怀民，字梦得，一字偓佺）的词作，而我们熟知的千古名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恰是出于此词。
浩然之气当然不会用来形容亭子，所以这显然是苏轼对张怀民的评价。而浩然之气最早又是孟子提出的概念，甚至孟子特意强调只有长期坚守大义才能涵养出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者）——可见苏轼对张怀民赞誉之盛。
这时更大的疑惑就此产生：一个才干政绩均不显于史书传记的人何以获得苏轼那样高的评价呢？
我想，有一半的答案仍在于《记承天寺夜游》的写作背景。二人都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先后被贬，最重要的是，他们反对变法不为一己之私，只是认为变法中的一些措施会损害百姓利益，这如何不符合孟子口中的“义”呢？当然独木难支、孤证无力，单凭这一件事说他们在长期坚守大义还不足以具备说服力，毕竟孟子也说浩然之气不是通过偶然的合乎义的行为得到的（非义袭而取之）。
不过巧就巧在后来王安石失势，司马光掌权想要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的举措时，反对者中呼声最高的恰恰也是苏轼。理由也很有趣，因为他认为王安石变法的某些举措对百姓有益。在此之前，王安石一派为推行变法打压反对者可是让苏轼吃尽了苦头，甚至还把后者送进了台狱（当时级别最高的监狱）。甚至在王安石下台之后，苏轼反而和王安石冰释前嫌，成为好友——这大抵就是“君子喻于义”最好的写照吧。
另一半的答案自然在于黄州快哉亭中。张怀民的亭子初成之时，先有苏轼闻讯欣然赶来为之命名且题词，后有苏辙为此作《黄州快哉亭记》。《记》的内容大抵包括对快哉亭周围风景的描绘、对苏轼命名快哉亭一事的叙述、对《水调歌头》部分内容的注解以及对张怀民的评价。
其中部分评价是：张君（张怀民，君为敬称）不把遭遇贬谪当作值得忧愁的事情，……，这应当是因为他的内心有足以超越常人的坚守。遭逢贬谪、身处逆境，却能显得如此气度雍容，不可不谓中正平和。这样一来也无怪乎苏轼苏辙兄弟二人都对他赞誉有加了，这样的风度可说是直追三黜而不去父母之邦的柳下惠。
于是，所有关于张怀民的已知未知最终都指向一个最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使他拥有这样雍容的气度、这样平和的心态以及这样可敬的坚守？
答案藏在苏子的那首词中，词中还有对宋玉的调侃：宋玉真是可笑啊，他不解庄子所言“天籁之音”的真谛，硬说风有什么雌雄。其实，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在任何境遇中都能享受那快意无穷的千里雄风。
行文至此，结构已然完整，却仍不免想到苏子在《记承天寺夜游》末尾抒发的慨叹：哪个夜晚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竹柏呢？只是缺少像我们两个这样的“闲人”罢了。
——这样的“闲人”少吗？当然很少。
——这样的“闲人”缺吗？从未断绝。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就在苏子的叹息发出了八十四年后，又有放翁继承了他的快哉风。
时甲辰九月十八日，经宿补遗。
后记：
抛开斟字酌句、谋篇布局，最让我头疼的大概是标题。一开始想到的是“清闲”，随即立刻被推翻，主要是不好听。接着想到“崇高”，但这只是我的写作动机，不足以承载我真正想表达的东西……几经变换，姑且名之以“雄风”罢。
写的时候有意偷换了一下概念，王安石掌权时苏轼和张怀民确实都先后遭谪，不过关于遭遇贬谪的原因，有明确的资料记载的其实只有苏轼；以及王安石失势时，关于反对废除其变法所有举措，有详实的史料记载的也只有苏轼——张怀民的的行为及思想更多是根据苏家兄弟的文词推断出来的。不过在新的史料现世之前，我都将保有这样充满主观色彩的揣度。当然也可以认为我过于臆断，我不反驳的，依然是那句话，相比论辩，我更喜欢阐释和陈述。
行文的时候越想越深的一件事是苏王的关系变化。扪心自问，苏子的遭遇要是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大抵是没有那么阔大的胸襟去为王介甫说公道话，且同他解怨释结成为好友的。可见苏轼确实是个顶顶可爱的人。真正使我生出妒意的地方在于，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还有不少，就连王介甫也包含在内。他们所求并非一己私欲，彼此之间或许有怨隙，但大都只是各人的理念不同，归根结底，却都在为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百姓谋求一条更加光明的出路——是的，他们至少都有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也都有为践行道义而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的浩然雄风。
至于我，既有工作之便，又何妨当一回古人所说的向阳花木和近水楼台呢？人虽卑鄙，也可仰瞻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