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盐铁论》看中华商道的独特内涵及中国执政者“外儒内法”治国理念的形成

摘要

    公元前89年，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思己过，止擅赋，停征伐，为其半生的宏图霸业做了最后的注脚。8年后，即位的昭帝在顾命大臣霍光的辅佐下，开启了一场对治国方针和权力结构转轨，而进行的辩论。这场辩论被儒生记录整理为典籍《盐铁论》，充分展现了法家和儒家思想的不同之处，揭示了古代中国“外儒内法”执政理念的思想成因，是剖析古代思想流派的经典之作。

《盐铁论》从讨论是否该罢黜国营盐铁专卖开篇，涉及到土地所有制、国家铸币权、物价宏观调控等议题。揭露了古代商业在政治中的作用、及政府在商业中扮演的角色。本书对现行的政治、经济领域依然有着深远影响。以致在西方经济的冲击下，我们能从中找到中华商道的独特内涵。

一、“外儒内法”形成的历史节点

     汉始至清末，中国较为成功的执政者大体实行“外儒内法”的治国安民之术。疆土庞大的中华帝国外能御敌控边，内能富国安民，是极度考验帝王能力的。一套有效运行的行政、经济体制，一个举国推崇的意识形态，是这个庞大官僚体系的表里。

（一）治国方针的转轨：无为—有为—有所不为

汉初文景之治时，采用“黄老之术”治国，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到了武帝登基，一心想有所作为的年轻皇帝，为了摆脱遗留的权力束缚，招贤纳士，广纳儒生，组建自主的政治班底。

权力得到巩固后，开始北击匈奴，开疆扩土，成为千古一帝。但战争总是劳民伤财的，国库空虚，又不能狂征暴敛赋税过重。于是汉武帝就让主张实用主义法家思想的桑弘羊主管财政。桑弘羊效仿管仲促成齐国霸业的国有经济发展模式，实行盐铁官营、均属平准等宏观政策。由国家垄断生产资料，抑制民间商业，从而充盈国库，也就有钱打匈奴。

但国有经济高度发展后带来的垄断和低效，会导致民众共同贫困，民不聊生，民心思变。最终，汉武帝颁布了《轮台罪己诏》。这时，这部国家机器需要完成一场由法家向儒家的思想转轨，否则就会重蹈“秦二世而亡”的覆辙。

（二）权力结构成分的转换：法官—儒官

观点，实质上是立场的表现；意识形态的斗争，实质是权力的斗争。这场辩论不仅是儒法两家观点的表达，更是两家权力的争夺之战。

中国古代的权力金字塔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三层：统治者—过渡层—被统治者，皇族—官僚—庶民。

统治者掌握着靠血缘承袭的地位，享有支配王土王臣的至高权力，对整个王朝的兴亡承担无限责任。作为食禄阶层的士大夫，通过选官制度成为国家机器的施行者，代替皇权行使统治权，即为食禄的过渡层。作为被统治的庶民，处于权力底层。古来，庶民通常只有义务，而无权利。他们又被分为“士”、“农”、“工”、“商”等群体。

作为统治阶层，无论对外征战还是对内统治，一个强权政府需实行法家才易有政功。打匈奴、修长城、挖运河，历代皇权“丰功伟业”的背后，需要强大的财力和人力支持，若想不靠搜刮，不靠徭役，就需要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法家对政功具有积极作用，这是内行法家的必然原因。

与法家的“牧民”思想不同，儒家对自身的使命要求是“救民”，庶民也广泛接受儒家的德化。“外儒内法”，以儒家贯穿三个阶层，从而在思想上达成统一。意识形态的统一，也就意味着权力的统一。

汉武帝时期的官员，法家占了优势地位，直至这次辩论转轨后，儒生逐渐成为官吏的来源，再到后世科举制度的确立让儒家垄断了官吏系统，从在野变成了在位。

（三）“两权相害取其轻”的定型

     在权力金字塔结构中，对统治者构成威胁的有两种力量：通过资本掌握了势力的“商”，和被残酷剥削而革命的“农”。

“商”是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因其易通过原始积累产生政治力量，使得他们或徘徊在被统治与对抗统治之间，结果往往被权力收割，形成“富不过三代”的政商形态。或徘徊在被统治与勾结统治之间，形成官商勾结，成为地方势力，威胁王权，甚至以商乱政。《盐铁论》中，法家一派多次提到民间资本强大后“众邪群聚，私门成党（《盐铁论•禁耕》）”的弊端。

“农”、“工”为被权力或资本垄断了生产资料的群体，他们常处于基础生存线的边缘，无法独自对抗剥削阶层。这也为作为权力过渡层中的士大夫们提供了“匡君救民（《盐铁论•非鞅》）”的使命，和政治诉求。但救世主通常是遥远和不存在的。在这个权力金字塔中，广泛的底层需要通过革命自救来制衡过渡征敛的强权。过渡行驶法家将会导致民变，在水与舟共进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或说具有儒家思想的官吏在发挥着水与舟的制衡术。

资本过渡膨胀和民众过渡削弱是任何政权的潜在威胁，统治者都是在两权相害取其轻，只是不同的政体对轻重的衡量不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选择了保护资本，于是会有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国历朝选择了抑制资本膨胀，但却有周期性政权危机。

这样的轻重选择，有着中华文化深远的基因基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使得国有制天然具有存在基因，国有经济有了道义依据，也有了抑制私产的理由。“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也给中华历朝“强政府小国民”打下基础，全都“无”也是一种均，无产与无权的“均”。

儒家思想在政治上取得胜利后，法家思想便退出主流，从民间退到帝王的书阁中，成为执政者的隐秘内核，“外儒内法”的执政理念便历代沿袭下来。

在军事和经济上羸弱的国家，即使发展出再璀璨的文化，也似一朵在凛冽的风中摇曳的花朵，随时都有被撕裂的风险。“内法”，保障这朵鲜花的扎根，“外儒”，则滋润了这朵鲜花的色彩。

二、中华商道的内涵

    中华商道的内涵一言以蔽之，即为早惠而成熟的政治经济学。

    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中国在政治经济上表现得极为早慧。从齐国管仲开始，便有了宏观调控、国有经济、以工代赈等治国手段。政府对市场的那只看得见的“手”始终在发挥着作用。

（一）中华商道宏观层：“天道”的商业表现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道德经•七十七章》）”

     老子《道德经》中的这一思想，道出了两种不同的运行方式，一种天道，一种人道。在中华传统中，天高于人，天道高于人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更高的法则。

法家的宏观调控治国思想，正是欲顺同“天道”的理念。

如果放任市场中看不见的“手”过度自由，则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有余者更有余，不足者更不足。最终结果是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基尼系数过高，最终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而想要调控这种剪刀差，就需要发挥超越个体人性的“天道”层面的调控：损有余而补不足。

损以补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余者自损，如慈善捐赠，二是强效的共同富裕。余者自损仅能解决局部效益，一个强大而高效的政府，才能发挥替天行道的作用。

《盐铁论》中《轻重》一章，就是否该重用盐铁官营一议，法家表示：“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歛不增而用足”

盐铁官营，即能抑制富商大贾通过这些暴利行业形成势力。同时又能“寓税于价”，不增加黎民的赋税而使国库充盈。正是“损有余，补不足”的表现。

又如在《力耕》一章中，讨论要不要施行“平准均输”，即国家集采调控物价时，法家表示有必要。控物价本质上也即抑制价格剪刀差，损富济贫。同时，“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体现了国家在有余时做储备，在不足时以赈民的宏观调控思想。

以农业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抑制的是民间的商人，并没有抑制国家层面的商业。相反，国有经济的高度发达，是传统中国与西方封建社会的典型不同，甚至是农耕文明时期的体制优势。

但是，“天道”毕竟“人为”，好的出发点如果没有好的实施制度，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很多罪恶的事往往打着正义的旗号。在这场辩论中，儒家作为议政谏言的在野党，就以旁观者的身份指出了法家的很多弊端。

如儒家同样在《轻重》一章中对盐铁官营带来的舞弊结果做了批评：“今欲损有余，补不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又如盐铁官营虽然“寓税于价”，但“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盐铁论•非鞅》）”财富不会凭空出现，国家积累了财富，黎民必将削弱了财富。《国疾》一章中，儒家又指出，国营经济下官吏的贪污腐败已经成为了国家的顽疾。“百姓贫陋困穷，而私家累万金”，百姓没有变得富余，法家的官员们却中饱私囊。

强权需要其他力量的抗衡来防止其失控，儒家便成为了底层庶民的代言人，通过“为生民立命”，以民变的威胁来牵制权力的过渡膨胀。当苛政达到一定程度时，将会引来天谴和人祸。如彼时发生的天灾水旱，就是汉武帝颁布《罪己诏》的背景。

因此，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本思想，与法家截然相反。在《禁耕》一章，儒家提出“天子藏于四海”，国家应藏富于民，而法家却主张藏富于国。《取下》一章中，儒家又指出在与民争利这方面，统治者应“上取有量，自养有度”。更提倡治国应该行仁政，“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盐铁论•尊道》），儒家提倡的仁政与法家的严刑峻法又是一个对立。

有了儒家的民本思想作为外在抗衡，法家的苛政得以控制，使得中华帝国避免沦为暴政的军国，转化为“为万世开太平”的温和政府。

以“外儒内法”的执政思想，顺“天道”而为，即是中华商道的历史土壤。

（二）中华商道微观层：“儒化”的商业操守

中华商道在个体层面也有着独特的内涵，在传统里，“无奸不商”的标签贬低了商人的社会地位，而一个被世俗认可甚至尊敬的商人，需是经过儒家思想教化的“儒商”。“儒商”的典型特质就是对其行为有着极高的道德要求。

与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利益最大化不同，中国文化对“儒商”的道德要求是“重义轻利”。“利”甚至排到了仁、义、礼、智、信之后，成为不能过分追逐的对象。

“义”与“利”，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常常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重义还是重利，先义还是先利，也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处。

作为搞经济颇有建树的法家，自然认为“利”先于“义”，有了经济上的实力，才能行使对他人的道义，“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盐铁论•贫富》）”。儒家却认为“贵何必财，亦仁义而已”，仁义比财富更为珍贵。且有了“义”才能生“利”，利益的获取要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之上，财富才能长久。商人可以牟利，但需取之有道。“不义且富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另一方面，孟子提出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更使得商人有一种中华文化特有的自制和自律。穷且不移的自制，鼓励个体完善自身，而不是暴抗。达济天下，则是顺应“天道”损有余补不足的自律。

对商人极高的道德要求，使其产生对“追名逐利”的羞耻感，能防患商人过渡膨胀。商人自发遵循政权经济下的营商规则，是中华商道个体层面的独特性。

三、总结

《盐铁论》成书于儒家尚未完全垄断官吏系统，尚未成为举国统一的意识形态之前，在与法家的针锋相对中，亦暴露了儒家思想的不少弊端。此书虽未成为儒学的经典，却不失为中华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供后世研学。

《盐铁论》后直至清末“睁眼看世界”之前，再没有一本如此全面讨论政治、经济的史籍。中华商道的内涵，在这时已初具雏形。至此，中国的商人，在宏观与微观层面，既要学会与法家相处，又要学会以儒家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