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曾国藩家书，有时候会怀疑这个“纸上完人”是不是有点假，比如这封：
此时已是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对待自己女儿似乎太不近人情，对于女儿不幸福的婚姻，一味强调忍耐顺受，还让儿子去给女儿做工作，摆出一堆大道理，自己的形象倒是完美了，可怜了堂堂的总督千金，婚姻一个比一个惨。要是放现在，别说是这么大的官（相当于一人兼安徽、江苏、江西、浙江、上海五省书记，再加战时东部战区司令员），就是一个普通爹，也绝不可能说这样的话，这恐怕不是什么好的家风家教，更像是一个忠诚的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在时时刻刻维护着他的道义。
当然，这位忠诚的卫道士，从他信仰的道义里获得的收益也是巨大的，并让这套快被淘汰的东西像吃了药一样回光返照了，这个药引子是战争，药方是打赢它，赢了也就成就了曾某的三不朽。
在这个卫道士的领导下，这场战争能够打赢有几个特点。
第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政治的重要部分是意识形态和舆论的斗争。打什么旗，喊什么口号，师出何名，是统帅必须考虑的。太平天国打肃清满虏，驱逐清妖的旗号，曾某就打维护孔孟之道，并以此号召广大文人书生，“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大量的举人、秀才，成为湘军主要的人才来源。这场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只用封建礼教武装头脑的队伍，打败了另一只用宗教武装头脑的队伍。冯友兰说，曾国藩攻下南京，没有继续打到北京，不是实力不实力，是根本就没有那种打下去的思想。
第二，书生为将农夫当兵的军队组织模式是当时八旗、绿营正规部队已经完全腐化不堪，不得已的产物，从只能应付土匪协助维护治安的团练，发展成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军事武装，这和曾国藩的治军能力分不开的。从管理体制、人员培养、激励机制上，都有可借鉴的东西，特别是用人，从皓首穷经、专工翰墨的秀才里挑将军，太考验水平了，挑出的人有三种结果，一种是真能打的，比如李续宾、彭玉麟，打到赢或打到死，一种是一直当师爷，还有一种是自由自在干革命，打到一半，不想干了，不殉国也不叛国，回去耕读著书当陶渊明去了，比如李元度。
第三，可能从洋人的角度看，在落后的中国，湘军和太平军打，就是两个农民打王八拳比武，一个差的怎样打败一个更差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战略是分不开，尤其是这样一场历时十余年，波及大半个中国的战争，没有战略是不行。湘军的文化素质远远高于太平军，这对战略谋划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最起码比太平军在失误方面少多了。
曾某的战略很明确，把对手分为窃贼和流贼，“洪秀全据金陵，陈玉成据安庆，私立正朔，伪称王侯，窃号之贼也；石达开等之由浙而闽、而江、而湖南、而广西，流贼之象也”
“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其老巢。”
所以不管李秀成再怎么在江浙折腾，咸丰再怎么催，就是死死围住安庆，坚决从西向东顺江而下，剪出天京周边枝叶。当然东线战场上，左宗棠（浙江巡抚），李鸿章（江苏巡抚）两位及时登台表演，也为曾的西线减轻了不少压力。
反观太平军，战略失误太多，天京陷落忠王被杀，外面还有几十万的部队，典型的“将死，车马炮惧在”的窝囊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