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季羡林这位学术泰斗在我心中就是神一样的存在,我抬头仰望着他身上的光环发出一阵阵赞叹。以至于之后很多年我对他的散文抱着一种“可能会读不懂”的偏见,直到今年,我一口气读完了公司图书馆里他写的所有散文集,从《生活明朗,万物可爱》到《十方世界,自在生活》,从《一生自在》再到这本《季羡林谈人生》,平实而可爱的语言让我逐渐看到光芒背后的老者,像祖父一般的将自己的一生缓缓道来。
我为自己的愚蠢悔不当初。
01一个务实的老人
读完这本文集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季老特别务实,特别会保持心态平衡努力经营自己的人生。
十年风波,耿直的季老主动跳出来反抗了一位权势滔天的“老佛爷”,这一跳就把自己跳进了牛棚,等待他的是无休止的殴打、侮辱、折磨,用季老后来的话说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每天不是如同达摩一般的面壁等待别人的拳打脚踢,就是被反剪双手推上台去批斗,他想过“士可杀不可辱”没有?当然想过,结果自杀的家伙什都准备好了,千钧一发之际又被革命小将抓去斗了一回。
这一回把季老斗明白了,他要好好的活着。
用季老后来的话说“活下来了,也许还是有点好处的,我一生的写作翻译的高潮,恰恰出现在这个时期。”
后来日子好些了,打骂渐渐少了,季老又被分配去掏大粪、看门房、守电话、发信件,没了从前的会议、没了从前的发言,也没有人敢找他,甚至没人敢和他说话,他彻彻底底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
当年有多风光,那时就有多悲凉。
季老却没时间感叹,因为这位可爱的老人发现了“雪夜闭门写禁文”的乐趣。
“我的脑筋还在,我的思想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这时候译完的”。
是不是对有时感到怀才不遇的我们很有借鉴意义?
02一个实在的老人
我没经历过那场政治风波,但是我和两个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革命小将打过交道,也在他们那里吃过苦头。
差点被他们玩死。
第一个是我的小学班主任,红卫兵出身。除了向我爸索贿不成恼羞成怒外,更多的是讨厌我这种闷葫芦一般的孩子,那六年的校园霸凌我不想再提,我就谈一件事情,她热衷于在每次班会让我站在讲台上,让全班每一个小朋友骂我一句“不要脸”。当时的小朋友大概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动的跳起来骂我,骂的更狠,也骂的更难听,然后讨好的看着班主任以求表扬,这种人很少。
第二类,害怕班主任的惩罚,象征性的骂我一句,这种人很多。
第三类,拦着其他小朋友,告诉他们这样不对,这样的只有一个人,后来,他受到了我的连累,经常被第一种小朋友打的鼻青脸肿,当然,他现在是我的邻居,我们维持了整整26年的友谊。
第二个是我的前领导,据说当年小小年纪也是在某些场合扔过石头举过拳头,因为我们几个“没眼色”的人拒绝“站队”,于是,每次部门列会都是指名道姓的折腾我们,好在我已不是当年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果断的找好退路,跟着现任领导在目前的岗位逍遥度日。
为什么说这个例子呢,我想说的是当年那场运动风波的力量可见一斑。
作为当年当事人的季老到底遭受了什么?我不敢想。只是从那些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那些落井下石的人里,不乏有当年他敬重的同事与关爱的弟子,我想他还是痛苦的,因为有时午夜梦回时,我还会回到那个讲台,我望着台下一张张冷漠的小脸、一句句难听的诅咒,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最后活活哭醒,那种疼痛,我大概能了解一二。
我从没怨恨过“第二种小朋友”,但是也没有原谅他们,这种死结一直到看到季老以下这句话才学会慢慢释怀。
“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我想起当年台下小朋友规劝各自朋友的话“你还是骂吧,要不然X老师会把你也放上去的。”
反观自身,当年弱小懦弱的我不见得会有我那老友的勇气与担当,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也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03一个有情义的老人
我专门把第一版的《季羡林谈人生》也借过来看了一遍,最后一个章节叫《季羡林忆师友》,在新版中删掉了大量的篇幅。
这也是唯一让我看到落泪的篇幅。
朱光潜、梁实秋、沈从文、董秋芳、陈寅恪、汤用彤、胡适之、钟敬文、周一良、臧克家、李长之。。。。。
每走了一位老友,他就写一篇文章,然后落款日期,落款时间慢慢的逼近他去世的日期。
在新版中他也有感叹,自己背后的队伍很长,前面的队伍越来越短,大家排着队,慢慢的走向八宝山,那里想必都是他朝思暮想的挚爱亲朋,想必开满了百合花。
我的外婆在去世前的几年陷入一种怪异的纠结,一方面她渴望死亡,她太思念自己早早离开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太想摆脱这幅折磨自己太久的病体;一方面她又渴望活着,我还没嫁人,弟弟还没上大学,她最爱的俩个侄子还没浪子归心,她想看到的未来太多太多;一方面她又恐惧死亡,她当了一辈子的老实人坚信自己不会下地狱,人之所以恐惧,来自于那不太遥远未知。
我想季老对待死亡,情感也是复杂的。
一方面,他积极的活着,绝对不插去八宝山的队,“在从八十岁到九十岁这个十年内,在我冲刺开始以后,颇有一些值得纪念的甜蜜的回忆。在撰写我一生最长的一部长达八十万字的著作《糖史》的过程中,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值得玩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
一方面,他又感慨活的太久,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他白天写文吐槽自己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黄牛,而社会上还当他是个年轻力壮的大奶牛,逼迫他每天高产高出,到了寂静的晚上,却不断梦到以前的好朋友,夜半梦醒时四顾茫然。
我想,聪慧如季老已经将生死看淡,摘掉大师、泰斗、名校大儒的帽子,他只是个渴望再见一遍那些远行之人的孤独老人。那些人里,有他的父母、叔父母、老伴、女儿,还有一个个如兄如弟的知己,有他那些如父如兄的恩师。
云卷云舒,缘起缘散,不过是沧海桑田,弹指一挥间。1999年,季老站在胡适之的墓前。
“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
前尘往事,又岂止隔世呢?人生在世,去若朝露。终究是少年子弟江湖老,繁华韶首,不过转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