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搬家（2）

鲁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写的《上海的儿童》，对“下只角”弄堂里儿童生活描写：“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的在飞，孩子成队的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真是一个乱烘烘的小世界。但一到大路上，映进眼帘来的却只是轩昂活泼地玩着走着的外国孩子，中国的儿童几乎看不见了。但也并非没有，只因为衣裤郎当，精神萎靡，被别人压得像影子一样，不能醒目了。”这就是环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弄堂里邻里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这里就不表了。

对于我妈来说，生活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而让她脱离了民国政府的要员，容入了劳苦大众，是一种自我改造的表现，然而从我在这里降生以后就厄运不断。1957年反右我二舅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抓住牢（他是黄浦五期生，做过民国时期县级警察局局长，1975年属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获特赦），四个子女有政府安排住进我家。六几年我父母离婚，六六年文革我母亲被抓，七八年我母亲含冤离我们而去，八六年我父亲病故。在我父亲病故那年我搬离了，生活了半个甲子的地方。

人有时候不得不信风水，现在风水已经被很多人所接受，就像佛教、道教、圣经一样被人所接受一样的。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是无神论教育，缺少对事物的敬畏感，长大了有点“怕神”“怕鬼”，思想产生了多元性，对环境有了新的认识。比如，总感觉“上只角”与“下只角”走出来额人气质不一样，伊拉关心额事体也不一样。阿拉额“老克勒”主任和阿拉额领居年龄相仿，在谈吐和穿着上差距很大。我想这大概是我母亲从绍兴路搬到南市区“下只角”额最大的失策。侬住在“上只角”人额思想比较开明，对于离婚比较容易接受，“下只角”额人思想比较闭塞就会歧视侬。从有铜钿受尊重额老师，到受监督劳动的对象；从不愁吃住，到一家四口住一间卧室（住房也缩小了一半，吃喝拉撒都在一间房子里），生活上经济衰败还能忍受，精神上打击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迪样子额生活环境下，侬要经受住石库门里吹出来额风也是蛮结棍额。接下来我家发生一系例额倒霉事体，我也只好讲是阿拉屋里厢额风水不好了，跟国人的劣根性无关。

中国人的传统是安土重迁，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我母亲也动过换房子的想法，可在那个年代又谈何容易。在我父亲过世后我便下了换房子的决心。八六年要换房子也并非易事，好在我迪额医生还有点社会关系，通过房管所额朋友调了一间煤卫合用四楼朝南额工房。调了环境也解决了生炉子、倒马桶额问题，生活方便不少。

搬了家，换了风水，运气确实好起来了。我三舅从美国来沪看望阿拉，给生活处于低潮的我，带来了重生的希望。我老婆也从缝纫工调到质监科做质量检验员，我也开始搞起副业做生意了。在新额环境下邻居对我家过去不幸遭遇也不了解，作为医生的我也得到了邻居额尊重，生活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停薪留职，到调离医院，我先后搬了数次家，房子越搬越大，地段越搬越满意。所以讲，风水还是蛮重要额。

下面来讲一讲我搬家的心得。在上海住房最要紧额是讲朝向，必需朝南，因为上海冬天是湿冷，栗冽剌骨，尤其是三九天气侬坐了朝北间是要吃不稍额。我记得有一次听九十年代上海万科销售经理刘老师讲:“上海点状高层的朝北间（这里指一套）将来就是都市的棚户房”。这话有点言过其辞，但也说明了上海人对朝北间额看法，尤其是坐过石库门停子间额朋友们。其次讲楼层，六层楼额工房，顶楼晒死，还要渗水（现在平改坡好了），底楼阳光不足，楼上常有东西抛下来。二楼马桶反臭气，三楼四楼最实惠，但三楼要比四楼好（因为四楼以上吃额是水箱水，有二次污染可能）。高层，我认为中区尚可，但港台额朋友认为越高越好。地段在相同额条件下住了“上只角”最好，现在有了车子，再加上有铜钿能住在富人区额别墅里是木有闲话了。学区房是近几年额概念，主要是中产阶层的焦虑，不能让下一代输在起跑线上。官二代和富二代孩子读国际学校，然后与国际接轨不参与国内的竞争。劳苦大众居者有其屋就不错了。就此打住这与搬家无关的话题。

阿拉是从类江南民宅额底楼，搬到煤卫合用工房。再从合用工房搬到朝北间（二室户）煤卫全独用工房。从上海浦西搬到浦东，再从浦东搬到浦西，最后定居在卢弯区朝南额小高层公寓里。想搬回到绍兴路爱玛新邨，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人已步入花甲之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