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除了左传还有两传。《公羊传》和《穀粱传》，这两部经典成名更早于《左传》。
《公羊传》的神圣地位是谁奠定下来的呢？是汉武帝给了公羊学呼风唤雨的力量，于是春秋学基本就等于公羊学。道理不难理解，汉武帝一个高度专断的皇帝，而在他所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公羊学非常符合他的心意。
例如，《公羊传》中齐襄公为了报九世之仇灭了纪国这段被称作春秋大义，而当时的汉武帝也正要发动战争，找到正当理由去讨伐匈奴，也正是拿春秋大义堵住了幽幽众人之口。
但，《公羊传》不单单为大汉找到了讨伐匈奴的借口，也在汉宣帝的时候失去了一次战胜匈奴的大好机会，汉武帝远征匈奴，是一场惨胜。但汉宣帝年间，匈奴发生严重内乱。也正是这时，一位儒臣肖望之引经据典讲出了一番道理。认为此时出兵太不仁义，应该在这个时候帮助匈奴，那么日后匈奴自然会感恩戴德与我们为善，生性温和的汉宣帝同意了这个提议，这样便有了王昭君和亲的故事。
但汉宣帝本人并不热衷于《公羊传》，
《春秋》毋庸置疑是儒家经典，但研究《春秋》的学者一共有物价学派。物价当中，最有胜算的的是榖梁学和公羊学派。汉武帝倒也讲理，请公羊第一高手董仲舒和榖梁第一高手瑕丘江公打擂台，结果瑕丘江公吃了嘴笨的亏，让公羊学派得到了《春秋》的解释权，汉武帝也心安理得地安排太子学习《公羊传》去了。
但是。太子虽然听从安排去学了《公羊传》，个人兴趣却在《穀粱传》上。当年落败的瑕丘江公也就成了太子《穀粱传》的老师。太子最后由于宫中争辩死于非命，却留下了一个孙子在民间，也就是汉宣帝。汉宣帝从小知道祖父爱好《穀粱传》，本着亲情与哀思也成了《穀粱传》的爱好者。即位后。汉宣帝做了很多安排来打击公羊学，尊崇榖梁学。
乍看《穀粱传》和《公羊传》内容会觉得很相似，没什么差别，就连这两本书当时的读音也是近似。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这两个学派原本出自一脉，只是因为后来方言口音的流传导致了细微处的有别。但再小的差别，在政治意识形态下就能改天换地。
细细比较两本书，我们会发现《穀粱传》比《公羊传》更加注重总发伦理，这也正是两本书的根本区别。从政治结构上来看中央政权和总发伦理有着天然的矛盾。汉武帝这般重视中央政权的皇帝自然更偏爱《公羊传》，而汉宣帝正是汉武帝行事狠辣的受害者，反过来重视伦理也是人之常情。
当然，如果只凭一部《穀粱传》也能找到讨伐匈奴的依据。在那个年代做官，数度经典是很有必要的。只要经典读得熟络。一部经书的确可以拿来正说反说。今天的儒家经典。人们最多提到的都是《论语》、《孟子》。最少人知道的就是《公羊传》、《穀粱传》。因为后者其实只在汉朝辉煌过一阵子。秦始皇焚书坑儒斩断中华文脉。之后崛起的汉朝是中国最迷信的一个朝代，文化底子很薄。我们今天看《公羊传》、《穀粱传》里的故事觉得不可思议，文化底子薄的汉朝人却被忽悠住了。但这些理论已经不能让唐宋人信服了。
东汉以后《左传》地位提升，在“春秋三传”中一枝独秀，直到清朝中期《公羊传》才回光返照了一会儿。这主要是因为东汉出了一位《公羊传》大师何休，他的《春秋公羊传解诂》过分深刻的解读了《公羊传》。道出了一些含有历史进化论色彩的深意，而这正是改革家最爱的，比如康有为呼吁变法，《公羊传》就是他的一大利器，他的《大同书》、《孔子改制考》就有公羊学做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