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解说鲁迅《故乡》，犀利独到的发现让人惊叹，看了就知道。

一，谈鲁迅小说《故乡》

* 我们要在象征主义这个框架之内去理解鲁迅先生的“呐喊”，而不仅仅是字面。

* 通常，一个小说家需要很长时间的实践才能培育起自己的语言风格，更不用说美学模式了，鲁迅一出手就做到了。

* 谈作家的基础体温。

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础体温一样，每一个作家也都有他自己的基础体温。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头，基础体温最高的作家也许是巴金。

在现代文学里头。他是滚烫的，有赤子的心，有赤子的情。

基础体温最低的是谁?当然是张爱玲。她太聪明了，太明白了，冰雪聪明，所以她就和冰雪一样冷。她的冷是骨子里的。我要是遇见张爱玲，离她八丈远我就会向她鞠躬，这样我就不必和她握手了。我受不了她冰冷的手。

鲁迅的基础体温着实非常高。但是一旦遇上小说，他的小说温度突然又降下来了。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矛盾。鲁迅的冷是什么？是克制。

鲁迅骨子里的幽默帮助了小说家鲁迅。是幽默让鲁迅的小说充满了人间的气味。如果没有骨子里的那份幽默，鲁迅的文化价值不会打折扣，但是，他小说的魅力会大打折扣。

* 理解鲁迅的小说，一定不能离开象征主义这个大的框架。象征主义在五四时期就和中国的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谈论鲁迅的小说，象征主义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话题。

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一个基本点上，看它有没有隐喻性，或者说，延展性。通俗地说，现实主义是由此及此的，象征主义则是由此及彼的——言在象，而意在征。

* 鲁迅先生是一个很早熟的作家，也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小说家。他其实也是一个把自己书写过两遍的作家。他“重写”了他自己。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许都没有先例。

* 可以这样说，在鲁迅的小说里头，其实只有一样东西，就是启蒙。

启谁的蒙?当然是启“国人”的蒙（鲁迅在他的《藤野先生》里有过交代）。换句话说，离开了“国人”，也就是“中国”这个大概念，鲁迅绝不会动手去写“小说”这么一个劳什子。——他实在是怀抱着“使命”才去做的。

鲁迅的小说终于要写到“故乡”了，我的问题是，这个“故乡”是沈从文的故乡么?是汪曾琪的故乡么?当然不是。

真正描写故乡必然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乡愁，二是闲情逸致。鲁迅的《故乡》恰恰是一篇没有乡愁、没有闲情逸致的《故乡》，鲁迅不喜欢那些小调调，鲁迅可没有那样的闲心。鲁迅的情怀是巨大的。

* 鲁迅小说的切口较小。小切口的小说必然在意一个东西，就是它的延展性、隐喻性，换句话说，鲁迅的小说必然会偏向于象征主义。所以，所谓的“故乡”，它不可能是“邮票大小的地方”，鲁会对“邮票大小的地方”。他着眼的是康有为所说的那个“山河人民”。鲁迅的《故乡》是一篇面向中华民族发言的小说，它必须是“中国”，只能是“中国”，是“呐喊”的一个部分。《故乡》是象征主义的。

谈到象征主义，鲁迅和卡夫卡很像，但又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卡夫卡在意的是人类性，而鲁迅在意的则是民族性。——这里头没有高下之分。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就是那句话：“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这句话的流传性非常广泛，因为它是鲁迅说的，口吻也非常像，几乎成了真理了。但是我要说，鲁迅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混帐话，鲁迅不可能说这样的混帐话。在逻辑上，这句话不属于鲁迅思想的体系。鲁迅是极其看重价值的人，他不可能回避价值问题去说这样草率的昏话。

1934年的4月19号，鲁迅给青年木刻家陈烟桥写过一封信，鲁迅鼓励青年人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这句话是对的，它面对的只是艺术上的一些手段和特色，但是，一点也不涉及民族性的价值。你能说三寸金莲是民族的，能成为世界的?大烟枪是民族的，能成为世界的?

我想说，鲁迅所鞭挞的正是民族性里最为糟糕的那个部分，仅仅从逻辑分析上说，那句话和鲁迅的精神也是自相矛盾的。退一步，即使鲁迅说过，我们也要充分考量当时的语境，决不能拿着鸡毛当令箭。糟糕的民族性不要说不是世界的，连民族的都不可以——鲁迅的意义就在这里。

* 小说是要讲故事的。《故乡》的故事极其简单，即“我”回老家搬家，或者说，回老家变卖家产。就这么一点破事，几乎就构不成故事。

《故乡》这篇小说到底好在哪里呢?我的回答是，小说的人物写得好。一个是闰土，一个是杨二嫂。

* 先说杨二嫂。杨二嫂这个人物其实是由两个半圆构成的，也就是两个层面，一半在叙事层面，一半在辅助层面，也就是钩沉。通过两个半圆来完成一个短篇，是短篇小说最为常用的一种手法。我相信在座的每个朋友都经常使用。通常说来，双层面的小说都要比单层面的小说厚实一些，两个层面之间可以相互照应。

* 说起短篇小说，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不好写。这主要是来自小说的人物。一方面，短篇小说需要鲜活的人物性格；另一方面，短篇小说又给不了性格发育的篇幅，这就很矛盾了。我极端的看法是，短篇小说一旦超过了一万字几乎就没法看了。

在辅助层面，也就是人物的“前史”，他给了杨二嫂起了一个绰号：“豆腐西施”。杨二嫂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很正调”。这为叙事层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好，到了叙事层面，杨二嫂已经是一个五十开外的女人，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是这个小市民的恶俗，是她的刁、蛮、造谣、自私、贪婪，她的贪婪主要体现在算计上。就因为她算计，另一个绰号自然而然地就来了：是一个精准的计算工具，“圆规”。

这两个绰号不只是有趣，还有它内在的逻辑性，其实是发展的，不要小看了这个发展，它其实替代了短篇小说所欠缺的性格发育。

* 鲁迅一生都在批判劣根性，这是他对国民性的一种总结。

这个劣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强的部分和弱的部分。强的部分就是鲁迅所憎恨的流氓性，弱的部分则是鲁迅所憎恨的奴隶性。更多的时候，它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总结是鲁迅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鲁迅为我们这个民族所做出的伟大的贡献。

必须叹服鲁迅先生的深刻。的确是这样，流氓性通常伴随着奴性，奴性通常伴随着流氓性。

“圆规”用在杨二嫂身上，就是反讽的力量。一种强大的爆发力。

可以这样说，“圆规”这个词就是捆在杨二嫂身上的定时炸弹，读者一看到它它就会爆。我几乎可以肯定，当年胡适、赵元任第一次看到“圆规”这两个字的时候，胡适、赵元任一定会喷出来。他们一定能体会到那种从天而降的幽默，还有那种从天而降的反讽。

比较下来，把杨二嫂比喻成“两根筷子”倒更贴切一些。我来把这一段文字读给你们听听吧——

“我吃了一惊，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你看看，鲁迅先生的小说素养就是这样好，他的小说能力就是这样强。

在这一段文字里，作者先写自己，把自己的动态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个相当关键。这一来，作者的书写角度就确定了，这就保证了对杨二嫂的描写就不再是客观描写，而成了“我”的主观感受。换句话说“圆规”这个词并不属于杨二嫂，只属于“我”。你去喊杨二嫂“圆规”，她不会答应你的，她不知道“圆规”是什么，她不能知道。就是这么一个角度的转换，“圆规”，这个不兼容的语词即刻就兼容了，一点痕迹都没有。是真的，鲁迅和曹雪芹，可以让我们学习一辈子。

* 同样在辅助层面，鲁迅写闰土却是抒情的和诗意的。这个情节被小学语文课本单独摘录过去了。发小的纯洁的友谊令人赞颂。

写杨二嫂，鲁迅是顺着写的，一切都符合逻辑。

写闰土呢?鲁迅却是反着写的。我们先来看鲁迅是如何反着写的。由现实到回忆。

在“我”和“闰土”自然性的关系里头，“我”是弱势的，而“闰土”则要强势得多，这一点大家不能忽略。

但是，刚刚来到叙事层面，鲁迅刚刚完成了对闰土的外貌描写，戏剧性即刻就出现了，几乎没有过渡，鲁迅先生写道——

他(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到：

“老爷!……”

人与人的自然性戛然而止。一声“老爷”，是阶级性的。

在闰土叫“我”老爷的过程中，什么都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在闰土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非胁迫性的，它发自闰土的内心。也可以说，是闰土内心的自我需求。在小说的进程里，这座冰山本来并不存在，但是，刹那间，闰土就把那座冰山从他的内心搬进了现实，闰土的搬运的速度之快甚至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我”都来不及左转舵和右转舵。为什么?那是闰土的本能，那是一个奴才的本能。

鲁迅够狠。小说家的力量无与伦比。在讨论莫泊桑《项链》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我喜欢‘心慈手狠’的作家，鲁迅就是这样。”

鲁迅到底安排“我母亲”出现了，来解围了。“我母亲”告诉闰土，“不要这样客气”、“还是照旧(自然关系)”，闰土是怎么做的?闰土在第一时间做了自我检讨。闰土说“那时是孩子，不懂事。”这才是闰土内心的真实。不能说“闰土们”的内心没有理性，有的。这个理性就是奴性需求。这里有两点很有意思：

1、我们来看看奴性需求的表述方式：自我检讨;

2，我们来看看自我检讨的内容或者说智慧：“过去不懂事”。

作家就是这样，喜欢揭老底，不管你疼还是不疼。读者喜不喜欢这样的风格呢?这个我不好说，我只能告诉大家，鲁迅是把这种小说风格发挥到了极端的一个小说家。

接下来的问题，什么是“懂事”?答案很清晰，“懂事”就是喊“老爷”，就是选择做奴才，——做“做稳了”的奴才，或者说，做“做不稳”的奴才。在鲁迅的眼里，奴役的文化最为黑暗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只是让你做奴才，而是让你心甘情愿地、自觉地选择做奴才，就像鲁迅描写闰土的表情时所说的那样。鲁迅是怎么描写闰土的表情的?——对，又“欢喜”又“凄凉”。这两个词用得太绝了，是两颗子弹，个个都是十环。可以说是神来之笔。这两个词就是奴才的两只瞳孔：欢喜，凄凉。

伟大的作家有他的硬性标志，他的伟大伴随着读者的年纪，你在每一个年龄阶段都能从他那里获得新的发现，鲁迅就是这样的作家。

* 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有两个基本的命题：反帝、反封建。

我想指出，在大部分作家的眼里，反帝是第一位的，是政治诉求的出发点，民族存亡毕竟是大事。

鲁迅则稍有区别，他反帝，但反封建才是第一位的。反封建一直是鲁迅政治诉求和精神诉求的出发点。为什么?因为封建制度在“吃人”——它不让人做人，它逼着人心甘情愿地去做奴才。

* 鲁迅也批判统治阶级的，甚至于做得更多的是批判“被统治者”、反思“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鲁迅的批判极其另类。他的所谓的“国民性”，所针对的主体恰恰是“被统治者”。在现代文学史上，这是鲁迅和其它作家区别最大的地方。从这一个意义上说，仅仅把鲁迅界定为伟大的“战士”是极不准确的，在我的眼里，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启蒙者。当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作家都在界定“敌人是谁”的时候，鲁迅先生十分冷静地问了一句，“我是谁?”在鲁迅看来，“我是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敌人是谁”。其实，一部《呐喊》，它的潜台词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是谁?

* 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价值认同的问题。和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在道德选择和情感选择的过程中，作家非常容易出现一个误判——价值与真理都在被压迫者的那一边。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体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没有从众。他的小说在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价值与真理“不一定”在民众的那一边，虽然它同样“也不一定”在统治者那一边。鲁迅在告诉我们，就对抗的阶级而言，价值与真理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我写小说三十年了，取得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就，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鲁迅对我最大的帮助就在这些地方，当然，是一点皮毛而已。

* 我想说，一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其实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鲁迅，一个部分是鲁迅之外的作家。在我的眼里，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同质的部分是有的，但是，异质的部分更多。

我还想说，即使在今天，当然包括我自己，我们的文学在思想上都远远没有抵达鲁迅的高度。

鲁迅先生太会写小说了，家都搬了，一家人都上路了，小说其实也就结束了。就在“没有小说”的地方，鲁迅来了一个回头望月。通过回望，他补强了小说的两位主人公，也就是“故乡”的两类人：强势的、聪明的、做稳了奴隶的流氓;迂讷的、蠢笨的、没有做稳奴隶的奴才。

* 最后再回到小说《故乡》文本来说。

通过“我”母亲的追溯，我们知道了，一直惦记着“我”家家当的“圆规”终于干了两件事。一是明抢，抢东西，二是告密，告谁的密?告闰土的密。——她在灰堆里头发现了一些碗碟，硬说是闰土干的。那十几个碗碟究竟是被谁埋起来的?是“圆规”干的还是闰土干的?那就不好说了。我只想说，一个短篇，如此圆满，还能留下这样一个悬念，实在是回味无穷的。

这一笔还有一个好处，它使人物关系变得更加紧凑、结实。我们来看哈，在《故乡》里头，人物关系都是有关联的，甚至是对应的。

“我”和母亲，闰土和母亲，少年的“我”和少年闰土，成年的“我”和成年闰土，母亲和杨二嫂，“我”和杨二嫂，再加上一个宏儿和水生。可是，有两个人物始终没有照应起来，那就是杨二嫂和闰土。他们的关系是重要的，他们就是人民与人民的关系。很不幸，他们的关系是通过杨二嫂的告密而建立起来的，可见人民与人民并不是当然的朋友。他们的关系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还要深邃。我个人以为，这样的关系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人民与人民在共同利益面前的基本态度。

同样是一个象征的还有闰土所索要的器物，那就是香炉和烛台。香炉和烛台是一个中介，是偶像与崇拜者之间的中介。它们充分表明了闰土“没有做稳奴隶”的身份，为了早一点“做稳”，他还要麻木下去，他还要跪拜下去。无论作者因为“听将令”给我们这些读者留下了怎样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尾巴，那个渐渐远离的“故乡”大抵上只能如此。

二，* 谈天赋。谈论天赋是没有意义的，老天给你多少，就在那里了，你能如何？我更看重后天，这个是一个变量，是可以通过后天改变的。康德说了，人是人的目的。

* 小说是虚构，小说的精神是无中生有。

* 谈心无旁骛。我写过诗歌，一堆的手稿。稿子多了，我自己就知道了一件事，我是写小说的人，不应该去写诗。没必要的，我干吗去出这个丑呢

* 谈帮助年轻人。我们为什么要做公益性的事情？我有切身的体会，我在年轻的时候，特别渴望和别人交流，一直都没有找到。推己及人一下，年轻作家渴望和别人交流，我提供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