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
我生长在桂西北的一个小山村。小村四面环山,村头村尾都有关隘。一条公路劈山而来,陡陡的冲下山坡,穿过小村,再陡陡地冲下村尾的隘口,扬长远去。
虽然早早有了路,但在那个年代,农民要富,就是富农,那是谁都不愿意担待的身份。所以,穿村而过的公路,除了下雨天方便人们窜门以外,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剩下的,就是惊和怕。村里的狗、鸡、鸽子,经常被路过的车碾碎,而肇事的车从来没有停下来的,常年如此。村民们也都只怪自己管理不善,只好远远地听见车来,就把门前公路上的鸡鸭狗赶走。没有谁敢对这些威风凛凛的车说些什么。因为那时候的车,都是国家级别的,不是工厂就是机关单位,甚至是领导。村里的人见过的领导,有的已经是县一级的了,都还没车座。所以,几乎没人能想得出因为车子碾碎了一只鸡而要对车里的人说些什么话。因此,车子也就从来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了。
在村子的东北角山脚下有一处泉水,出水口外是一大片岩石,好像是中间是挖开成的一个十几米长的近似椭圆形的蓄水池,还分成高中低三部分。最高处长着一棵高大笔直的木棉树,木棉树下就是出水口,还有岩石微微盖过水面来。不算深,但常年清澈见底,我们就是在那里挑水回去直接吃的。接下来第二级,天然就比出水口低,只用大板石隔开,就可以洗菜了。第三级的水面比前面两部分又宽又长,北边呈直线状,南边呈园弧形。清洗水池的时候,把上面第二级的水引出外面斜坡去,把第三级水潭的水抽干,看见水潭就像一个开口大大的荷包,水潭的潭壁是浑然天成未有凿痕的岩石。上面一二级流下来的水灌满了这个大水潭,就会从池边几个缺口往斜坡外面流去。水池的末端还长着一棵大榕树,榕树树冠盖过整个水池。夏天的时候,为池边的洗戏者挡住了阳光的暴晒,山风吹过,常常带去一阵阵欣喜的笑声。
就是这里的木棉、榕树和永远用不完的、从泉眼流出的甘甜的泉水,才是固化在我脑海中的最美丽的风景。
我懂事的时候,已经解放二十多年了,但我们还是经常吃不饱。家里没有盐巴了,到邻居去借一勺,等盐巴买回来了,要记得还回去。经常有人议论,谁家的小孩,又去偷玉米棒了,谁家的小孩,又把家里刚刚捂熟的芭蕉给偷吃完了,谁家的鸡又被偷走不见了,邻村的谁,又有人吃木薯中毒死了。这些现在听起来觉得很悲催的事情,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真的显得很平常。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个很生动的故事。我们山村几乎家家都有那么一个储量柜,木质的,尺寸比现在的最大的办公桌还大,四方的,四周是四根方柱,上下各横着四根方梁,蛮厚的柜板很紧密地镶在这上下左右前后的柱子和横梁之中,只有上面的一半是可以抽开的一片柜门,这样的柜子结实厚重,柜子里面足足可以装得下三百斤玉米粒。有一家人家的老爷子,平日乘着儿子儿媳都下地干活了家里没人,就把一个大箩筐空着封口,然后倒扣进玉米柜子里,然后再在箩筐四周和上面覆盖一层玉米粒,把原来柜子里的大半柜子玉米粒偷偷拿上街去换钱吃酒了。直到两三个月后,家人吃完其他小缸里的粮食,揭开这个大粮柜,才知道这柜子里面装的是一个空着的大箩筐。
饥荒的年代,大人饿了,小孩子不一定能像电影里面演的那么幸运,《左传》里的“易子而食”虽然是一句气话,但多年后看到这句话,回想起当年那些饥饿的情景,我都有一种后怕的感觉。当时,家里能吃的东西实在很少,记得当时我们大多数小伙伴,都被父母明确告知,早中晚每一餐饭,都必须等到家里人一起在家坐下来了才能吃。这里讲的“饭”,和现在的饭根本没法比,有时只是一小锅红薯、有时只是木薯做的煎饼、大多数是一锅玉米糊,外加一碗只有盐巴没有油星的水煮青菜,因此,这个“一起坐下来吃”就和现在的团圆饭家庭饭完全不是同一个意思,或者说仅仅有那么一个意思相同。如果让饭菜的内容担当起“团圆”两个字,那肯定把这两个字顶得歪歪斜斜的。虽然这样,每天的中午饭,都要等父母收工回来才能一起吃。否则空闲时间议论就会讲到谁家的孩子不听话,经常“偷吃”,这样,这个被贴上“偷吃”标签的小伙伴在其他小伙伴面前就会有一段惭愧难当的日子过。“偷吃”这个词,现在半大的孩子听到了都有可能会偷偷的坏笑,但在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词带给大人们的应该是一种酸楚的感觉。
有一段时间,大人们到处在一起嘻嘻笑笑谈论邻村发生的一件事情,说是邻村有两个已婚的好友,一天晚上互换自己的家去过夜,第二天早上就被村里的民兵兄弟给堵在门口,押去公社了,说是他们俩半夜“换饼子吃”了。过了十几天才回来,这回议论的主题变了,说是他们俩回来后,说虽然被关起来了,但伙食很好,比在家吃的好多了。听大人们的口气,并不是赞同这两个人做的事,但很明显地,言语中含有某种羡慕的成分。
我的家乡并不美,但也没有那首歌唱的那么差,到我懂事的时候,已经看不见毛草房了。住的都是木柱子瓦房,上层铺板子住人,下层靠前大段用做猪鸡牛栏,靠后小段用石头筑起来,直到二楼,然后二楼就在这个石台上立灶烧火。冬天的时候,这里不只是伙房,还是一家子围起来烤火讲故事的地方,也是亲友来访时最温暖的交流平台。
村中间一条公路通过。在七十年代,像现在的某专家说的那样,当时的国人,闻到汽车的尾气都觉得香,而每天都有好几趟班车穿过我们村。山里面的人都已经说我们是“陆连市”了,不但有学校,有供销社,有粮所,甚至还有邮电所。
学校在小村的东北角、泉水下来的一片开阔地上。靠近泉水池边就是学校的饭堂,沿着山边间隔五六十米,一栋两层楼房依山而建,左中右有几幅很厚的山墙,是石头砌成的,中间又间隔几幅大大的木柱子山墙,前后是木板门板,上层铺木板作为老师、学生的宿舍,下面第一层就是我们的教室了。
我们这些教室只有前门,没有后门,因为一楼教室后面都是紧挨着山石的,所以,上二楼就到楼两头石头砌成的阶梯上。这栋依山而建的楼房,在我懂事的时候,已经不新鲜了,应该是解放初就建了。整栋楼面对校门口,每天我们来到学校,第一印象就是这栋迎面而来的高大威武的楼房给我们的安全感和自豪感。
我读一年级的时候,已经有了附中,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就在大楼下来的两旁又起了两排石砌平房,作为教室、阅览室等。学校有很多内宿的四五年级、初中的哥哥姐姐们,每天晚饭后,就三五成群的从学校下来。穿过村中间直直的街道,一边左顾右盼看着两边坐在门口看着他们的我们,一边慢慢地散步到小村的另一尽头的供销社商店去。这样的景象使得小村有了一点街市的感觉。
不过,毕竟只是一个边远山村,直到上世纪末都没有通电,也没有自来水。
也是因为用水要挑,当时各家各户人口还都不少,所以,洗菜洗衣服,给我们小孩子洗凉,都要到泉水池边来洗。所以,泉水池边,大榕树下,我们就能好奇地聆听着大人们的故事了。
很多故事我们都忘记了,但大人们经常讲的一个故事几乎没办法忘记。那个故事就是说,其实城里的孩子也没有天天穿新衣服,只不过是国家发肥皂给他们,所以,他们的衣服洗得比我们的干净,比我们的白而已。还有一个故事,不知道当时在场的其他小伙伴记得没有,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是一个阿姨和另外一个阿姨说,能给小孩进城做非农业人口的话,做什么工作都得,不说当服务员,就是扫厕所扫马路都比在这农村好。
大人都这样说了,那城里肯定应该比我们村里好多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进城的欲望从此就变成一条鞭策自己前行的鞭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