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手头的最优先事项，就是启动对曹魏的北伐。
北伐，是对刘备政治遗产的“最大化利用”。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刘备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自己是东汉帝王宗室，由此蜀汉在血缘上具有正统性。
不过，蜀汉王朝如果仅仅依靠血缘上的正统，也很难具有充足的说服力与号召力。
在当日，曹魏能顺利取代汉室，除了利用各类谶纬、天象，营造一种天命所归的气氛之外，还有一件法宝，那就是地理正统性，即大国正统在中原。
曹魏受禅，定都洛阳，从当时的地理经济格局来看，洛阳叫“天下之中”，所谓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得中原者即得正统，这个观点在当时可以说深入人心，所以曹魏篡汉之后，也能笼络住人心。
与此相比，蜀汉所处之地，乃是偏僻西南，地理合法性跟自己毫无关系。
所以，为了增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必须北伐，打出 “汉贼势不两立，王业岂可偏安”的旗号，努力让自己占有“天下之中”。
另外，在蜀汉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刘备集团收编、招揽了不同地区，各个政治派系的臣属部下，他们之间必然有各类矛盾。
要想解决，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内部矛盾外部化”，也就是通过高举“兴汉伐贼”的旗帜，讨伐曹魏，才能增强蜀汉政权内部的凝聚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感到的，肯定是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要想维持蜀汉政权的存在，北伐曹魏，就变成了现实中唯一现实性的路径选择。
为了迅速完成对蜀汉人力物力资源的动员，投入北伐，诸葛亮主政以来，就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多项准备工作：
第一，经营南中地区，稳定大后方。
南中，就是今天的四川南部，以及接壤的部分云南贵州地区。
这里出产耕牛、金银、粮食、盐铁等物资，还有不少彪悍善战的少数民族，比如羌人部落，诸葛亮曾经在这里的羌人中，招募过一支精锐部队“无当飞军”。
其次，建立了一套高效，军政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称为“诸葛成规”：
丞相诸葛亮依靠自己的巨大威望和拥有的权力，开设自己的办公机构，丞相府，权力独立于皇权之外，执掌国政军事。
诸葛亮丞相府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翻译成白话就是，行政事务无论大小，最终决策都由丞相诸葛亮说了算。
集权，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也顺便杜绝了出现外戚、宦官乱政的可能性。
这套体制的另一个特征，叫“宫府一体”，也就是体现皇权的“宫”，和代表丞相诸葛亮，拥有实际行政管理权的“府”，融为一体；
前者充分信任，赋权给后者。
为了保障这一点，诸葛亮在人事安排上煞费苦心：
比如北伐开启后，位于成都的丞相府，就变成了留在后方的代理行政机构，诸葛亮安排了自己的亲信蒋琬等人，管理这个丞相府。
同时，大军出征，后方的军队统帅权也很重要，尤其是国都成都的卫戍任务，诸葛亮也把它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如董允、向宠等人。
同时，皇宫内朝里的首要官员，比如侍中，也都是来自诸葛亮嫡系，品德能力并重的文臣，例如费祎、董允等人；
他们的作用，一是充当丞相府和皇宫内朝的沟通交流渠道，二是负责人事等其他事务，帮助丞相诸葛亮分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套模式的形成与运作，依赖于诸葛亮的巨大威望、对蜀汉的绝对忠心，以及超凡的能力，从而保障了后主刘禅对这套体制的信赖与认可接受。
第三，是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方面的新政，充实财源收入，保障北伐的顺利进行：
例如加紧铸钱，也就是发行蜀汉自己独有的货币；
实行官府盐铁专卖，朝廷出面督办特色纺织品“蜀锦”的生产，外销用于换取战略物资；
同时加强户籍人口管理，收编以往在朝廷掌握之外的游民，给予土地安置，收取粮食赋税等。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以上形形色色、紧锣密鼓的筹备，但蜀汉朝野上下也知道，蜀汉的国力根本不足以支持刘备和诸葛亮宏大的战略构想。
由于国力对比悬殊，舆论民心的转移，时间是站在曹魏这一边的。
但反过来说，一旦蜀汉满足于偏安西南，坐视曹魏壮大，任凭东汉王朝的威望在天下民众心里逐渐淡漠，那么蜀汉政权的灭亡也是早晚的事情。
于是诸葛亮陷入了“不北伐，等死；主动北伐，找死”。
这样一种两难悖论之中，这个悖论也成为诸葛亮和蜀汉政权终其一生未能走出的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