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有这么一个人，他因反对当朝大将军邓骘[zhì]的一项政策，从中央被下放到有大量叛匪的县城当县长，故人旧友都为他感到担心，他却笑称这是建功立业的时机，最终匪患平息，并受到临朝称制的邓太后重用。
他叫虞诩[yú，xǔ]，陈国武平县人，武平县离东汉都城雒阳（洛阳）约600里路程，现在的位置位于河南省周口市的鹿邑县，鹿邑县是老子故里，虞诩和老子是老乡。
虞诩的父母早亡，从小由爷爷奶奶拉扯长大，虞诩的爷爷叫虞经，虞老太公只是在县里当了个小小的狱吏，但他执法公平，判案宽允，对自己的孙子也是信心满满，他曾这么说过：
东海于公高为里门，而其子定国卒至丞相。吾决狱六十年矣，虽不及于公，其庶几乎！子孙何必不为九卿邪 ？
“当年东海郡于公判案公允，他的儿子于定国，最终官至宰相。我断讼决狱六十年，虽然不敢与于公相比，但相差不会太多！我的子孙为何不能当九卿？”于定国是西汉汉宣帝时期的官员，甘露年间，他取代黄霸任丞相，被封为西平侯。
为什么本文的标题说虞诩是东汉最土的字，因为他的字就是由虞老太公根据他说的那句话取的，叫“升卿”。在东汉权力最大的官员是三公九卿，升卿就是升官的意思，翻译成现代话就是“虞升官”，我们想一想，在那个熟人之间不直接称呼姓名的年代，你叫别人昭伯兄、子颜史、公孙兄，别人却喊你升官兄，听着就别扭，相当于在现代你被人叫发财哥、好运姐之类的称呼，确实是一个土的名字。
历史上，虞诩最终官至尚书令。东汉尚书令权职重大，为九卿之一，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一起，被称为“三独坐”，三独坐指尚书令、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在朝会时均专席而坐，汉百官朝会，大部分是不需要站着的，一般是连着坐一起，这三个官独坐一席，代表着更大的权力以及皇帝的恩宠。相当于一家大型公司在会议室组织召开总经理办公会，他们哥仨除总经理外坐的是最好的雅座，有席位牌，茶杯里有茶叶飘香，你参会呢，只有硬板凳，人挤人坐在后面，无席位牌，只发了瓶矿泉水。
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虞老太公敢对标东海于公，也有自己的理由：
首先是知子莫如父，虞诩父母早亡，虞老太公更多起到的是一个父亲的角色，自小看着虞诩长大，知道他非常聪明。史书记载，虞诩“年十二，能通《尚书》”。
我们要注意这个“通”字，十二岁时能通读古时的《尚书》，可真了不起，《尚书》又称《书》，相比于从西汉中期开始流行的《论语》，《尚书》虽然也是孔子时代编纂的，但其中每一篇成文时间要更早，大约是公元前10世纪至5世纪之间，比战国时期还要早上一千多年。
《尚书》使用的语言包含了中国最古老的汉语，读起来难度很大，主要记载的是君王对大臣的诰命，或者臣子对君王的谏书，对王侯将相如何治国思路、权力斗争都提供了参考借鉴。虞诩能通读《尚书》，并做到融汇贯通，意味着学习那个时代其它的书籍更是不在话下，天生就是一块是当国家公务员的料。
其次，虞诩非常孝顺，长大后一直服侍着抚养他长大的奶奶，孝顺到什么程度？远近闻名！县里还举荐虞诩为顺（孝）孙作为典型宣传。具体的事迹我没有查到，但在当时的西汉，从建国伊始，就极力推行孝道，把它当做治国安民的基本国策。
除了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以外，从西汉惠帝始，终于东汉献帝，都以“孝”字为谥号，如汉文帝应为汉孝文皇帝，汉武帝应为汉孝武皇帝。两汉的帝王，常常身体力行，率先实行孝道。由于国家领袖的示范作用，孝道成为社会道德、行为规范标准。而为了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汉代又把孝道纳入察举制度之中，用以选拔人才，考核官吏。
当然，任何事物发展到极致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负面效应，在功名利禄的诱使下，汉代的孝道也孕育出了不少沽名钓誉、名实不副的伪孝者。但我始终相信，虞诩的孝不是为了虚名，更不是为了入仕，而是对爷爷奶奶照顾的感激，是对过早失去父爱母爱的一种依赖和长大后的回馈。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有没有这种经历，儿时炎炎夏天的夜晚，大人会把竹床搬到屋外，小孩们聚在一起叽叽喳喳，最后伴随着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手中的蒲叶扇入睡，我想，那时的虞诩，在苦读完经书后，也可能有着很多相似的场景，从而心中有着对爷爷奶奶深深的爱吧。
武平县在东汉时期属陈国，是一个藩国。陈国的国相对虞诩的孝顺颇为叹赏，想任命虞诩为官吏。虞诩推辞道：“我奶奶已经九十岁了，我还要奉养她。”国相只好作罢。奶奶去世，虞诩为她服丧完毕，才接受当朝太尉李修的征召，受拜为郎中。
郎中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医生，宋代时，郎中或大夫才正式成为了医生的职业名称。在东汉时期的郎中主要协助六曹尚书处理政务，六曹属于尚书台。尚书台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而六曹相当于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如水利部、住建部等。郎中的待遇虽然在中央机构中算低的，仅有四百石，但权力较大，还起到类似中央智囊团的作用。
我们虞诩同志的官宦生涯正式拉开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