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1.歧视经济学的起源；2.竞争压力迫使人们减少不恰当的歧视；3.选总统比选伴侣更容易歧视；4.在现实中不可能做到机会平等；5.单位招聘能看求职者DNA吗？
正文
苏格拉底式的讨论。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并不重要，讨论本身最重要。
1.歧视经济学的起源
歧视的问题算是经济学的问题吗？
这当然是经济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恰恰体现了最地道的经济学思维。
有位经济学家写了关于歧视的经济学分析，这位经济学家的名字叫加里·贝克尔（ Garys Becker ），他是一位“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所谓的帝国主义者，就是他们声称他们的国界就在他们的皮鞋尖上，他们的脚走到哪儿，国界就到哪。
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者认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可以用经济学的分析来解释各种现象，所以经济学研究的不仅仅是货币商品等市场现象，它还研究人与人的各种伦理、道德、法律。
所以经济学入侵到了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用这种方式来研究各种跟人有关的、真实世界的问题的经济学家，就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贝克尔就是这样一位经济学帝国主义者。
当年贝克尔开创了用经济学的方式，去研究歧视现象的方法，他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拿的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题目就叫《种族歧视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An Economic View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这篇论文发表在1955年。
论文发表以后，阿尔钦非常赞赏，一边读着这篇论文，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篇论文写得真好，可以拿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时候，阿尔钦的女儿在旁边听到了，她说：“爸爸，咱们现在还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呢。”
你要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颁奖是在1968年，而贝克尔的论文是写在1955年。阿尔钦回答说：“这不要紧，如果将来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话，他就能得奖。”
果然到了1992年，贝克尔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贝克尔自己的回忆，当年他自己作为一个经济系的博士生，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一些不是传统经济学领域内的问题，很多老师都不以为然。
但是有一些大师，包括弗里德曼、阿尔钦都给予支持，他说，既然有这几位大师的支持，其他人赞成或者反对都不重要了。
2.竞争压力迫使人们减少不恰当的歧视
我们首先要给所谓的歧视下一个定义。我们说过：有稀缺就得有选择，有选择就必须要有标准，选择的标准就是歧视。在这里，“歧视”是一个中性词，不是一个贬义词，这就是歧视的定义。
所以我们没办法避免歧视，也就是没办法避免做选择。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歧视的标准是否得当。
什么叫得当呢？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表里如一就算得当。你通过一个表面现象做判断，然后你得到的是真正你想得到的。比方说我选了王菲，我确实就喜欢王菲——表里如一，那这个歧视就不算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歧视。
这个歧视就是我个人的品位，我个人的偏好。大多数人喜欢看白人跳的四小天鹅，那么他们确实喜欢看白人跳的四小天鹅，那这就叫表里如一。这种歧视也是源于偏好，没什么好说的。
有一些歧视，是表里不如一的。比如我现在要乘坐互联网约车，我要坐滴滴专车。这时候，滴滴专车的司机的户籍到底重不重要呢？是不是要有北京户口的司机才安全呢？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表里不如一的问题，不是北京户口的司机，他们也挺可靠的。
如果你说非要北京户口的司机才可靠的话，那有好多其他更重要的行业，也应该要求有北京户口。比方说卖麦当劳的人，他们给你的是食物，是吃到肚子里去的，那是不是也要有北京户口的人来卖麦当劳呢？还有护士，护士给你打针，那是性命攸关的事情，那是不是所有的护士都得是北京户口呢？
这种歧视就是表里不如一的，不得当的选择标准。我们通常称这种标准为歧视。
然后我们的课程介绍了，如果代价越小，人们就越看重表面，越不注重实际；如果代价更大，人们就不得不去注重表里如一，要尽量地去做出表里如一的选择——尽量减少以貌取人的情况，以籍贯取人的情况，以毕业的专业取人的情况，以性取向去取人的情况等等。也就是说，减少了人们常说的那种歧视。
竞争的压力，会迫使人们减少那些不恰当的歧视。
3.选总统比选伴侣更容易歧视
人的歧视行为，是在选总统的时候更严重，还是在选伴侣的时候更严重？
选伴侣或选总统，哪一个你会更介意表里如一呢？选错了的话，哪一个你要付出的代价更高呢？
当然是伴侣，伴侣是每天陪着你的，所以那些不重要的标准你会放到一边去，你会看重实际，你会用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你的伴侣，是不是值得跟他一直相处下去，生活下去。
而选总统呢？他离你太远了，你只会挑选一些无关紧要的特征，作为你选择的标准。这些特征，有时候甚至是虚无缥缈的，根本不重要。有一位很出名的女企业家，她曾经在网络上写过这么一段文字：
“我虽然是女性，但没有成为希拉里的粉丝，虽然很多报道都说她如何智力超人，毅力也超人，但我看她的表情，很少有温暖人心的微笑，或真诚感人的眼神，我要是美国人就不会投她一票。还是奥巴马谦虚的笑容更感动人。”
你看她讲得多好，但是你要想，这是在选总统，而不是选明星。一个影响国家未来至少4年的重要决策，你神圣的一票就建立在这么一点点捕风捉影的感受上面，你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轻率？
其实也不算，因为代价为零，选哪个不重要。所以我自己的回答是选总统的时候，歧视要比选伴侣的时候严重得多。
与此相关的，我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美国最高法院9位法官的开庭辩论，一向是不做电视直播的，现在外面有很大的呼声，希望美国最高法院能够开放他们的法庭辩论，向全国直播。
我个人觉得全国直播不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在镜头面前，法官就得照顾观众的感受。这时候，无论是法官自己本人的注意力，还是观众的注意力，都会被引向一些无关紧要的，跟案件无关的特征上面去了。法官的任务，他们的“里”就是判案，把案子办好，“表”是怎么样不重要，不要把镜头对着他们。
还有一个故事，在1952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其中有一位竞选人叫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塔夫脱在各地巡回演讲，这时候有一个小姑娘跑过去，想要塔夫脱给她签个名，塔夫脱就非常直率地告诉她，他说他宁愿握手而不愿意签名，因为签名太花时间了，如果每个人都要求签名的话，那他就没时间真正去竞选，没时间去关心国家大事了。
塔夫脱的话当然是对的。问题是就这么一瞬间被电视台拍下来，在全国反复播放，一个小姑娘问你要个签名，你这样对她，你好意思吗？最后塔夫脱就在初选当中落败了。每当看到类似的故事，我就会想，他们选的其实是什么人呢？
4.在现实中不可能做到机会平等
不赞成结果平等，主张机会平等。这句话有意思吗？
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意思不大。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从来就不是从哪个时刻才忽然开始的，早就开始了，不是在考大学的那一瞬间开始，也不是在上小学的那一瞬间开始，甚至也不是在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在出生以前老早就开始了，因为不是还有DNA吗？不是还有胎教吗？这些因素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你说要起点平等，要机会平等，哪有那么容易？哪有这回事？
有小孩的父母知道，特别是有几个小孩的父母，更知道，每一个小孩都有他们自己的个性，有他们的长处，有他们的短处。哪怕是“机会平等”，在同样的机会面前，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表现，也会有不同的结果。
西方研究早期教育的专家还指出，他们发现有一个很微妙的因素，会影响儿童未来的发展。那就是父母跟小孩对话之间的往返次数。
你比方说，当小孩指着路上的各种车辆问这是什么的时候，父母可以回答“车”，这就完了，对话就结束了，这是一种家庭。
还有另外一种家庭，他们之间会有往返多次的问答，爸爸会说那是公共汽车、那是垃圾车、那是警车、那是出租车。然后父母还会告诉他们，什么人乘坐什么样的车，下次再给他们提问，让他们回忆父母教给他们的知识。
所以美国甚至有一些扶贫的项目，就是专门针对这些低教育背景的家庭，向他们的小孩提供多次往返的对话辅导，不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但你想想，这谈何容易。
5.单位招聘能看求职者DNA吗？
你能不能举一个歧视的例子，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歧视不合理，但你却觉得是合理的？
我自己想举的例子，是我们今天对DNA读取和解读的技术，越来越强了，将来我们要买保险的时候，要通过一个DNA来确定你是不是比较容易得某种病，来确定你买保险的价格；或者我们求职的时候，就要看你的DNA，看你合不合适做一份工作。这样的话你觉得合不合理呢？
很多人觉得，到了用DNA这一个地步的话，好像有点不道德，好像有点不合理。但其实我们想想，我们前面想方设法花了各种努力，就是要想做到表里如一。通过你毕业的学校，通过别人给你的评语，通过你考试的成绩，通过你拿到的各种证书，通过你的履历，目的就是想要尽快地知道你是谁，你怎样？那既然我们有更好的技术，有DNA的技术，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呢？
当然，我明白，从DNA的排序，到一个人的生理特征、社会特征之间要建立一个强关联的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就对这种技术的发展拭目以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