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周到底工作多少天，法律也没有规定清楚。
但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大家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十分高涨，一些党员干部带头一周工作六天，加班加点，毫无怨言。大家都跟党走，自然而然形成了最初的六天工作制。
由于一周只有一天可以休息，所以上班族都把家务活堆到星期天干——换煤气、洗衣服、购物等，忙得不亦乐乎，所以那时有个流行语：“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第一个想要打破这种局面的，是当时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胡平同志。
胡平自1979年起在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出国。他发现，很多欧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不很发达的国家，每周仅工作五天，联合国更是每周工作四天半，每天8小时。
他统计后惊讶地发现，世界上居然有100多个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包括世界上最穷的44个国家里面的28个。
于是，1986年，他提出：能不能缩短工时？
当时有支持意见，也有反对意见。支持意见自不必说，与世界接轨；反对意见则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正处于生产效率低和需要大搞建设的时候，活儿7天都干不完，还5天！
既然有分歧，那就先研究。于是1986年5月正式立项。研究小组在全国进行抽样调查，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另外做了十几个城市的案例分析，还展开了社会意向调查。
1988年调查小组向领导呈上调查研究的总体报告1份和分项报告21份。该报告全面、翔实地论证了中国实行五天工作制的可行性。
调查小组提出的理由有几个比较值得关注：
第一，虽然一周上6天班，但其实只有40%~60%的时间真正开工干活，其他时间为什么不干活？因为要么活干完了在那里干等，要么原材料没供应到位无法开工……事实上，相对于工厂的工作量，职工的工作时间颇有富余——与其没活干在厂里空耗水电费，还不如回家。
第二，周六就放假，可以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对旅游业、服务业、娱乐业等都有好处。毕竟人一闲下来就要花钱，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
第三，民调显示，80%以上的人在“每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工资，增加一天休息”之间选择后者。可见，实行五天工作制是民心所向！
1988年，报告提交国务院后，国务院很感兴趣，深以为然，准备择日就批。然而，1989年，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被暂时压了下来。
1994年，五天工作制终于迎来它的不完全形态版。
为什么说是“不完全版”？因为每两个星期才有一次五天。
1994年2月3日，《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3条规定：“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4小时。”这就是大小礼拜轮休（单双休）。
1995年1月1日生效的《劳动法》也确认了这一点。立法者认为，一下子从六天变成五天，大家可能不适应，先来个75.5天过渡一下，以免幸福来得太过突然。
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把第3条规定改为：“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自此，五天工作制正式确立。
来源：张佳玮等《我们为什么上班？》（知乎周刊第25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