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张礼士的父亲奔走于上海街头，四处打听何处有卖“蟹壳黄”。这是一种饼状的上海小吃，因饼形似蟹壳，熟后色泽如蟹壳背一样金黄，故此得名“蟹壳黄”。
这一年，张家的一位长辈来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治病，自感时日不多的老人在病榻上提出希望能够尝一口蟹壳黄的味道，然而张父跑遍整个上海滩，直至老人过世，这一小小愿望仍然没能实现。
“这位长辈是父亲的舅舅，直至病故也没能满足老人的愿望，父亲为此感到很难过”，张礼士在他的回忆录《市民底层笔记》一书中写到。
张礼士，1942年出生于上海的一户中产之家，其父亲曾任某银行襄理。1963年从安徽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张礼士被分配至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后改名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任教师。文革期间下过乡，去过干校，当过工人。除教了多年物理课之外，1995年之后改行到二工大管理学院任“货币银行学”教师，直至2002年退休。
《市民底层笔记》一书2013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是张礼士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工作、成家期间所经历的人、事的回忆与思考。全书的时间跨度与1949年新政权建立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这一历史大变化时期紧密吻合。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让读者有机会了解在大时代剧变之下，普通上海市民生活中各种变化。
“蟹壳黄”在上海滩的销声匿迹，只是彼时作者生活中众多变化中的冰山一角。无论是张礼士生活居住的余庆坊社区，还是余庆坊外的四川北路上，与舌尖上的美味一同消失、改变的，还有很多很多……
余庆坊内：消失的邻居们
朝夕相见的某个人，突然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往往是巨大的。而恰恰是在新政权建立后，四川北路余庆坊第1小弄里，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发生着。
阿桃的父亲解放前当过警察，大概还是警官什么的，所以解放不久就被抓了进去，后来就死了。（第1页）
阿桃是作者少时的玩伴，住在余庆坊11号的亭子间。阿桃父亲被枪毙的事情对弄堂里的孩子们影响还是挺大的。
“还好阿拉爸爸不是反动派警察”住在5号的小姑娘慧春说道。
住在6号的国松很快也品尝到了与阿桃类似的滋味。
1955年肃反，陈伯伯（国松的父亲）被抓走了，而且被发配到青海，这一去就永远没回来，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再也没有看见陈家姆妈笑过。（第3页）
慧春对此则是一如既往的庆幸：“还好阿拉爸爸不是历史反革命。”
造化弄人，下一个从余庆坊消失的就是慧芳的爸爸。
1957年慧春在银行工作的爸爸成了右派，1958年初被送去白茅岭劳动教养。……慧春从那时起大变样了，不知是不和大家说话；人也变得越来越不好看：瓜子脸变成了猴脸，脸色由白变黄，又戴上了眼镜，她漂亮的大眼睛永远藏在了玻璃镜片后边。（第7、8页）
多年以后，已在广东结婚生子的慧春回沪探亲，与张礼士聊起这段往事时说道：“讲来讲去阿拉这条弄堂的风水不好”。
只是，那个年代，到底什么才算风水好呢……
余庆坊外：变化中的四川北路
当余庆坊内邻居们不断消失的时候，弄堂外的四川北路也正悄然发生着改变。比如，张礼士一直去的那家理发店。
几位剃头师傅的“行头”一点勿“推板”：必定西装领带；必定皮鞋锃亮；各个头发乌油油亮晃晃，电影明星似的；白大褂一脱，赛过小开。（第40页）
几十年后，回忆起解放前余庆坊里那家剃头店师傅们的着装，张礼士依然记忆犹新。
进入1950年代，这家弄堂里的剃头店搬到余庆坊的街面，同时起名“东亚理发店”。与店名一起改变的还有理发师们的着装。
此时的理发师已经不穿西装了，改穿“人民装”（中山装）了，卡其的料子是起码的，有的穿呢绒中山装，依然山青水绿，白大褂一脱，马路上一走，啥人晓得伊是理发师？至少一个科长，而且是苏北老解放区来的科长！（第41页）
同样变化的，还有四川北路上的美食。1957年，“群众剧场”对面新开业了一家“三八饭店”，这家服务人员清一色为女性的“集体所有制”饭店给张礼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样令他记忆深刻的，还有位于四川北路靠近天潼路附近“燕记”西餐馆的那道“白汁鲳鱼”，就是一条浸泡在白脱油里的清蒸鲳鱼。可惜的是，当“燕记”搬到四川北路山阴路口之后，“白汁鲳鱼”就从菜单上永远的消失了。
山阴路口的那家“燕记”，若干年后，成了一家“味千拉面”，而这家味千的隔壁，则是如今四川北路上少数几家书店之一的新华书店（鲁迅公园店） 。不过在张礼士的记忆中，四川北路上的书店远不止这些。
从7岁开始，我常常去书店。当年从余庆坊往北，书店有好几家，我去的最多的是四川路东侧的‘兄弟书店’和‘进步书局’……书都是开架的，随便拿，我有时站着楷书的时间很长，店员不会赶我走，尽管我从来只看不买。（第46页）。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变化逐渐到来。
1950年代以后书店减少了，余庆坊往北，四川路众多书店只剩两家：一家是在山阴路口的‘自由出版社’，不久变成了“新华书店”；另一家“读者书店”开在四川路西侧，离永安里不远。“读者书店”坚持了很久，大概到1950年代末才消失。整个上海乃至全国都成了新华书店的天下，一提到书店必是新华书店——官办的新华书店（第47页）。
那些顽强的坚守
人的消失，物的变化……满是革旧迎新的大环境中，对于信念的坚守，尤其难能可贵。时隔多年后，几位初中老师的身上的种种，张礼士依旧难忘。
在书中，他直言，1953到1956年在培青中学读初中的三年，是其一生中最开心的一段日子，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彼时，政治尚未进入到学校生活，或者说，至少没有进入到班级。对于那段日子，他回忆道：
现在想来当年我们班的这些老师对政治都不想沾边，他们除了传授知识之外还是照旧的教育传统教导我们怎样做人：为人要正派、要有同情心、不要有虚荣心贪心等等。我们这所学校前身是教会学校，所以许多老师都是基督教徒！……从初一到初三，没有一个老师告诫我们要在政治上争取进步或者听党的话（连政治课邓老师也未讲过，她讲课的内容是宪法），所以我们这些人到老了良心尚未被狗吃掉---------是应该感谢我们老师的！大概也是由于这一点吧，56年暑假之后我们这所学校就被合并了！不复存在了！（第54、55页）
《市民底层笔记》，最初只是张礼士的一篇篇网络博文，机缘巧合之下，得以集结成册出版问世。看似一篇篇短文略显零散，但细细品读，它能让你仿佛身临其境般的快速一览在那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中，张礼士和书中其他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比如上文中提到的这些，以及作者之后在安徽大学读书、在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工作时所经历的种种。
书的封面上，写着六个字：“小人物•大历史”。历史的洪流中，小人物们似乎只能随波逐流般的存在。领袖一挥手，小民如猪狗。但历史却的确又是靠千千万万个小人物们用自己的酸甜苦辣真实的演绎出来的。我们时刻在创造着历史，我们也时刻被历史所左右着。
如今在上海，购买蟹壳黄已非难事（虽然也有人觉得味道不再地道）。只是，令张礼士怀念的校园环境，似乎却再也回不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