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八经之主威》第五十三章 主威分
红林悟道《韩非子-八经之主威》上一章是《听法》的最后一章，韩非子为我们揭示了依法治国为何能“国治”，是因为臣民敬畏律法，说的严重一些是因为臣子畏惧律法。精神世界能让人产生敬畏的是教廷及戒律，而世俗世界能让人产生敬畏的是国家及律法。人的特性，既能让人生活在精神世界里，也能让人生活在世俗世界里，但我相信，人特有的机体特性，决定了我们首先要生活在世俗世界里，再纯净或再丑恶的灵魂总要依附于一幅皮囊和骨架。
韩非子所依之法正是基于人性本质所确定的，中国古代的律法既不是承神明之旨，也不尊王权所意，而是真真实实的以人为本。治国就是管事，天下之事，非成即败，管事之理在于成者赏，败在罚。所以赏罚就成了君主的治国权柄。
不管是治理国家，还是治理公司，赏罚都是管理的基石。自从人类社会出现部落族群，就有了分工，有分工就要有结果，按结果论赏罚就成为一种规矩与制度，也许那时候还没有成文的法规（因为文字还没有发明），但有逐渐形成的制度。从优胜劣汰的角度讲，正是这种赏罚机制让更加优秀的人在部落里生存下来，并逐渐成长为首领。
经过漫长的发展，随着生活物资的不断丰富，基于对天地的尊崇与想象和人类自身的生活与发展，人们对精神世界产生了无限的想象，文化与宗教产生了。至此，人类社会就生活在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易经系辞》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我们人类终归是形而下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是人，不是神。从我们的机体特性，与认知能力看，我们确实是形而下者，我们一直在追寻人类的来源，其实是不想承认我们为“器”的现实。
我们身为器，心向道，就这样活着，正是这样的活法，韩非子才提出了“赏誉同轨，非诛俱行”赏罚原则，但国家律法的中心还是以罚为主，罚有恶名，民畏惧则恶禁，禁则国治。
今天讲《主威》，就是君主的权威，这里的权威不仅有实实在在的权力，还有依权力而产生的威严。韩非子认为“行义示则主威分，慈仁听则法制毁。”意思是：君主如果表彰个人品德，就会分散自己威势；如果听信仁慈说教，就会败坏法律制度。韩非子给“行义”加了一个主体就是臣子，臣子行为仁义，这本是本分之内的事，如果君主刻意表彰，就有可能分散或是损害君主在臣民心中的威势。仁义与威严是相对的，人们总是喜欢仁义而不喜欢威严，君主表彰臣子的仁义，无形中就是损害了自己的威严，这是不对的。
国家律法本质是威严，如果君主听信仁慈之论，就会破坏律法法规。我们说国家律法以罚为主，罚则生畏，畏则禁恶，恶禁则国治。罚，民众厌恶不喜欢，仁慈，民众喜欢，如果君主一味只想讨得民众的喜欢而只行仁慈，那么以罚为中心的律法自然就会败坏，这也是君主息法的原因之一。
“示行义”和“听慈仁”看似是仁爱之举，实则“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势卑下。”意思是：臣民因为有法制而畏惧君主，君主却压低自己的权势对待臣下。君主的权势基础是国家律法，也是律法威严的体现，其实，君主权威与律法威严是互为表里的一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可分离。君主“示行义”和“听慈仁”是在降低自己的权威与律法的威严，是对自己的双重损害。
君主“示行义”和“听慈仁”以势卑下的结果是“故下肆很触而荣于轻君之俗，则主威分。”意思是：结果臣下就敢于放肆地触犯法令，把轻视君主的习惯作为荣耀。这样一来，君主的威势就分散了。城墙不仅是用来御敌，更重要的是用来止臣于内，禁止臣子跨过此墙，君主“以势卑下”就是在摧毁城墙，既防不了敌人，也禁止不了臣子犯法轻君。所以韩非子强调君主一定要依法治国立君威，不可宣扬仁义听信慈仁。
【行义示则主威分，慈仁听则法制毁。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势卑下。故下肆很触而荣于轻君之俗，则主威分。】
罚人总会招致恶评，所以要坚持依法治国、依制治司，将遵道守法作为民众教化的中心，将企业文化作为员工培训的核心，最终形成守法守则的社会风气与核心价值观，民众相互劝勉守法成风。守法的风气一旦形成，处罚违法者反而会受到民众的欢迎，依法治国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