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晋纪·晋纪二》
吴大司马陆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国之蕃表，即处上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星奔电迈，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前乞屯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敝日久，难以待变。臣愚，以为诸王幼冲，无用兵马以妨要务；又，黄门宦官开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乞特诏简阅，一切料出，以补疆场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并力备御，庶几无虞。若其不然，深可忧也！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
陆抗此疏作于凤皇三年（274年）病重之际，是一封向吴主孙皓呈递的关系国家安危的奏疏。当年他“乞屯精兵三万”的请求被朝廷驳回，西陵之战（272年）后吴国兵力“益更损耗”，以致陆抗逝世前所“统千里之地，仅数万羸兵”。这一严峻现实，正是奏疏开篇疾呼“西陵、建平，国之蕃表”的深层焦虑——若敌人顺流而下，吴国将面临灭顶之灾。然而，刚愎自用的孙皓并未采纳其建议，六年后，晋军果然按照陆抗预测的路线一举灭吴。
奏疏中“臣父逊昔在上言”的引文，勾勒出陆家两代对西陵战略价值的一脉相承的深刻认识。陆逊曾将西陵喻为“国之西门”，警示其“易守亦易失，失则荆州不存”，这与其“先收民心，再固疆土”的军事思想一脉相承。陆逊治军向来“不尚严刑，以仁义抚众”，深知西陵既是地理屏障，也是维系荆州乃至江南的人心枢纽。陆抗则以实战印证了父亲的预判。西陵之战时，诸将皆请弃西陵保江陵，他却断言“西陵槃结则南山群夷扰动，忧患难言”，宁可“弃江陵而赴西陵”。这种抉择绝非轻率，因为从建平至西陵的长江防线一旦被晋军突破，“泛舟顺流，星奔电迈”的攻势将使下游无险可守。后来杜预伐吴（280年）正循此道，印证了陆氏父子的远见。
面对国力衰颓的危局，陆抗在奏疏中系统提出了四项关键策略，字字珠玑，可谓血泪之谏：
一、核心兵力补强：以“八万精兵”筑牢西陵防线。陆抗明确提出了兵力补强的核心诉求，这是针对西陵防御最直接的策略。他直言“臣前乞屯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点出此前增兵请求被拒的过往；结合当下“所统千里，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敝日久”的兵力困境，进而主张“乞特诏简阅，一切料出，以补疆场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从战略逻辑看，西陵作为“国之蕃表”“国之西门”，地处长江上流，面临晋军与周边部族“二境”威胁，一旦晋军“泛舟顺流，星奔电迈”发起突袭，必须拥有足够兵力快速反应。陆抗提出“八万精兵”的配置，源于西陵之战的实战经验——他以三万吴军虽击退八万晋军，但战后兵力“益更损耗”，使其深知唯有充足精锐的兵力，方能长期稳固西陵，才能应对“难以待变” 的战场局势，避免陷入“救倒县”的被动境地。
二、资源整合：清理冗余损耗，集中力量于西陵防御。为保障西陵防御的兵力与资源供给，陆抗提出两项关键的资源整合策略，从源头为防线“减负赋能”。其一为裁撤宗室冗余兵力：针对“诸王幼冲，无用兵马以妨要务”的现状，主张收回未成年宗室手中的私兵。孙皓时期，为巩固皇权给诸王配置私兵，这些兵力“无用”却占用大量资源，导致“疆场受敌之处兵不足”。陆抗认为，将这部分冗余兵力调配至西陵等“受敌常处”，可有效补充前线防御力量。其二为整顿宦官占募乱象：直指“黄门宦官开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的弊端。宦官借招募之名敛财，致使大量兵民为逃避兵役投靠宦官，正规军兵源被严重侵蚀，这也是西陵之战后吴军“损耗难补”的重要原因。陆抗要求 “特诏简阅，一切料出”，即通过朝廷诏令排查清理，将逃避兵役、被宦官私占的兵民重新纳入正规军编制，充实西陵防御的兵源基础。
三、战略优先级明确：“倾国争之”的西陵防御定位。陆抗在奏疏中引用父亲陆逊“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的论断，不仅强调了两代人的西陵战略共识，而且明确提出西陵防御“倾国争之”的优先级策略。他延续陆逊“西陵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的判断，进一步强化西陵对东吴社稷安危的决定性意义——西陵并非普通的“封疆侵陵小害”，而是“社稷安危之机”。这一战略定位贯穿陆抗的防御思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国家人力、物力必须优先向西陵倾斜。无论是请求增兵八万，还是整合宗室与宦官的资源，本质都是基于“倾国争之”的优先级考量，确保西陵在面临威胁时，能获得东吴举国之力支持，避免局部失守导致全局崩盘。正如他在西陵之战中“弃江陵而赴西陵”的抉择，正是“倾国争之”策略的实战体现，也印证了这一防御定位对西陵乃至东吴存亡的关键价值。
四、长效防御保障：“省息众务，并力备御”的统筹思路。陆抗还从制度层面提出长效防御保障策略，主张“省息众务，并力备御”。“省息众务”旨在精简朝廷不必要事务，减少对军事防御的干扰与资源消耗；“并力备御”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全国力量集中于包括西陵在内的边疆防御。这一策略直指东吴“主者循常，未肯差赴”的决策僵化问题——此前朝廷因循旧例，驳回其修缮城防、增兵等提议，导致西陵防御存在隐患。陆抗希望通过“省息众务” 打破行政冗余对防御事务的束缚，使朝廷决策更聚焦于军事防御；同时以“并力备御” 形成全国上下协同支持西陵防御的局面，避免“庙堂与疆场脱节”，确保西陵防御策略能持续落地，从而实现“庶几无虞”的长期防御目标。
遗憾的是，这封奏疏未被采纳。陆抗死后，孙皓非但不“省息众务，并力备御”，反而“数度伐晋，徒耗国力”。咸宁五年（279年），晋军兵分六路伐吴，杜预部正是从建平顺流而下，“所至城邑皆溃”。太康元年（280年），孙皓投降，距陆抗死后仅六年。
后世史家对此各有定论：何充直言“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陈寿盛赞其“贞亮筹干，有父风”，叹为“克构者哉”——既肯定他继承父业的才略，又暗惜其独木难支的悲剧。陆机在《辩亡论》中更将此疏与陆逊奏疏并提，称其“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政之烦”的理想，终因“主暗臣佞”而落空。陆抗的奏疏既是对一时边防的筹划，也是对东吴政权系统性危机的深刻洞察，其战略预见与制度批判，使之成为三国后期一份极具价值的政治军事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