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自孝公改革至天下一统，除了名相接茬未断外，良将辈出也是成功的一大关键。

商鞅变法，国家机器激活，鼓励农耕，奖励军功，秦锐士应时而生。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战争中磨砺出的秦将，质量都当属上乘。

除了位列战国四大名将的：白起和王翦，还有一位的实力被严重低估了。

如果把秦国军界看成一只球队，白起毫无疑问，是这支球队是灵魂队长，核心中锋，只要把球抛给他，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场均轻松破百，效率奇高，胜率和门票的绝对保证。

王翦作为二号得分手，全能的大前锋，除了秦国队外，去哪个球队都是妥妥的C位，核心主力，他很幸运与白起成为了队友而不是对手，并顺利在白起退役后接过队长的接力棒带队最终夺冠。

拥有联盟最强的中锋和大前，夺冠热门球队怎么能缺少优秀的组织后卫，司马错就是那个能盘活全场、重战术而不重得分的球队发动机。

凡是稍有了解秦史者，对司马错这个人必然是知道的，作为秦朝著名将帅，司马错得到了最高评价，有人曾评价白起、王翦、司马错：“白起过于残酷，王翦偏重战术，只有司马错的战略才能出众，也有谋略，主张仁道，值得尊敬。”有这样的赞誉，也不枉司马错戎马一生，拼死效忠了。

司马错历仕秦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三世，虽是武将，但绝不是有胆无识、有勇无谋之辈，他跟同时代的张仪一样，精通纵横学。文武双全的他，一生立功无数，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伐蜀。

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7年)，巴蜀相攻，为秦国既定计划的实施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但此时六国攻秦的隐患还没有清除，伐蜀还是攻韩？司马错与张仪上演了著名的将相辩论。

张仪不主张攻打蜀国而主张伐韩国，其理由是，蜀国边远，乃是蛮夷之邦，即使劳民伤财最后将蜀国打下，也会因为蛮夷的桀骜不驯而不能在此扎稳根基。那样一来，只会徒劳无功，与建立霸业的距离就会渐行渐远，反倒是得不偿失。另一方面，与楚国、魏国结好，然后借助他们的兵力图谋周室。等周王室拿下，转而占领楚国、魏国，那么霸业就可图了。

司马错的想法来得更加实际，针对张仅所说，司马错给出了精彩的反驳，司马错站在一个为政者的高角度去阐述问题，虽然讲的是眼前事，目光却是放得非常长远。首先提出了成大业者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那就是拥有广阔的领土，让百姓安居乐业，最后是要有恩德，而攻打蜀国，恰能够为秦国带来这三样东西。蜀国战乱，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拿下，这样既能够得到它的土地，还能够剥夺它的财富，施惠于秦国人，除了这些具体的实惠以外，还能够获得除暴安良的好名声，可以说是名利双收，这样的好差事，何乐而不为呢?

司马错说到这里，秦惠文王心中已经赞叹不已，而在座的大臣也不禁为司马错的谋略竖起大拇指，这才是为政者当考虑周全的事情。但是司马错到此并没有结束，他接着罗列出了攻打韩国的众多不利之处：首先在名誉上就得一个骂名，周王室虽然名存实亡，但毕竟还是天下人的宗室，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效用还是存在的。攻打周王室，必然会招致恶名，这是其一。其二，韩国一向崇尚温和外交，与周边各国关系尚且融洽，若是韩国与周王室联合，并请求楚国、魏国的救援，如此一来，秦国损兵折将，能否战胜还未可知，这样名利双损的事情为什么要做呢?

司马错非常看重蜀国的价值，提出“得蜀即得楚”战略主张，师出有名的情况下得地得财，还博得“除暴安良”的好名声，最主要的还拥有了蜀地的上水优势，这真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的典范。秦国得蜀国赢得名声外，更能为以后和与之相抗衡的楚国相争赢得筹码，巴蜀作为楚国的后方基地，秦得巴蜀，便是对它的严重威胁，楚国以后的战略不得不考虑到后方威胁。

不光能言善辩，还能说到做到。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秦军开进蜀国。根据其九世孙司马迁的记载:“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候，而使陈庄相蜀。”这一年的十月，司马错领兵平定了蜀国，并将蜀国国君贬为候，蜀国成为秦国的一个郡。欲望无止境，不论是土地，还是财富都是多多益善，秦国轻而易举得蜀国，巴国就在眼前，自然不会就此罢手，一个乘胜追击将巴国也一并拿下。秦国拥有巴蜀，其战略意义非常重大。有人称，司马错伐蜀之功与商鞅变法可以相提并论，因为商鞅变法为秦统一六国，建立一统国家奠定了社会基础，而司马错伐蜀则为秦统一六国打下了经济基础与战略基础。诚如司马错所料想的，蜀国被灭以后，虽然管理上有些费脑，时有反叛，但均没有成就大气候，其中规模较大者当属蜀相陈庄监守自盗发动的叛乱。司马错受命入蜀平乱，司马错部属甘茂将陈庄杀死，蜀乱乃平定。蜀国的土地、财富均成了秦国的囊中物，在各诸侯国之间，秦国的优势越发显现了。

据史书记载：司马错除了平定巴蜀外，还伐魏攻楚，一生无败战。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这个被巨星光芒掩盖的司马错，其实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