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点四十分，我冲进车厢，门在身后关上了。
末班地铁像一条深夜的鱼，安静地穿行在城市的地下。白天的拥挤、喧哗、汗味和香水味都散了，只剩下零星的几个人，各自占据着一小片空间，像孤岛。
我对面坐着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领带松了，靠在椅背上睡着了。他的手机掉在座椅缝隙里，屏幕还亮着，是一条没发出去的消息：“妈，今年过年可能回不去了，项目太紧。”光标在句号后面一闪一闪的，像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下一句。
他大概二十七八岁，头发已经稀了。公文包敞着口，露出一盒没吃完的胃药。
车厢另一头，一个阿姨在织毛衣。毛线是红色的，针脚很密，她低着头，动作不紧不慢，像在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个时代还有人织毛衣，我有些意外。她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个帆布袋子，露出半截病历本的边角。
她织一会儿，就抬头看看站名，然后又低下头。我注意到她的手指缠着胶布，指节粗大，是做了太多活的手。
后来她接了个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嗯，在医院呢……没事，小毛病，住两天就回去……你不用来，真的不用，耽误上班……毛衣快织好了，今年冬天能穿上……”
挂了电话，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地铁晃了一下，毛线球滚到地上，骨碌碌滚到我脚边。我捡起来递给她，她接过，冲我笑了笑。那个笑容很短，像蜡烛被风吹了一下，晃了晃，又灭了。
体育西路站到了，她站起来，拎起帆布袋，把毛衣仔细叠好抱在怀里，慢慢走出车厢。门关上的瞬间，我看见她站在站台上，抱着那件红毛衣，像一个抱着礼物的老人——只是不知道礼物要送给谁，还来不来得及。
车厢里又安静了。年轻人换了个姿势，继续睡。我靠窗坐着，看隧道里的灯一盏一盏往后退，快得像时间。
手机震了一下，是房东发来的消息：“下个月房租涨两百。”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没有回复。地铁钻出地面，窗外是这个城市的夜景，万家灯火，像另一个星系的星星。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人吧，有人在等一条消息，有人在织一件毛衣，有人梦见妈妈做的饭，有人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没事，小毛病”。
车到终点站，所有人都要下车。年轻人醒了，慌慌张张找手机，我指了指座椅缝隙。他弯腰掏出来，看了一眼那条没发出去的消息，犹豫了几秒，按下了发送键。
我不知道他最后写了什么。但愿他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