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我，一直处于一种低迷沉沦的状态，就仿佛在海上漫无目的漂荡的渔船，没有前进的方向，亦无动力。在此辞旧迎新之际，我也曾计划弃旧图新，找回那个曾经以为对的、被小强附体的自我，但是效果亦不能如人心愿。我想，大概是年龄不同，心境不同，适于我的状态亦不同吧。对于此时此刻的我，我需要做的可能不是根据环境的需要强制自己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是睁开自己的眼睛，张开自己的耳朵，去看去听去感受生活真正的模样，去领悟自己已有25年的认知与真实需求之间的分歧吧。所以，自从来到全世界最宜居的赫尔辛基，我放开了对自我的强制与控制，所有的行为和决定都会在聆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的基础上做出。这一年，我应该不会很aggressive, 我真心希望在完成学业要求的同时，寻找那个丢失了的乐观自我，也希望，往后余生，无论环境如何，自己能生活地幸福快乐洒脱有自我。
从1月2日飞机降落到赫尔辛基万塔机场，进入这个白茫茫的童话世界，到今天已经有三周的时间了。起初，我并不是很清楚何时算我在这儿生活的起点。原本想，等我把该置办的东西都置办齐全，见过导师，当这边的学习和生活都步入正轨时，才算我在这儿生活的真正开始。但现在细心想想，其实不然。早在飞机上，跟赴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任教职的浙大老师的聊天过程中，我的新生活已经开启了。他告诉我，公派出来一年，除了完成必要的学业任务外，还是需要多跟本土的同学老师接触交流，尽可能多参加一些活动，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文化，了解他们对待学术及生活的态度，取其之长补己之短，他认为这才是公派的真正目的。虽然这席话是大家的共识，但真的鲜少从国内老师的口中听到（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了）。也正是因为这一席话，我对自己即将要面对的新生活进行了重新定位。
后来在接机的上海姐姐的车上，聊到芬兰的教育医疗，她分享说芬兰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分布都很均衡，大家不会像国内一样去追求“重点”，都是就近上学和就医。而且，老师对所有的孩子都是鼓励式教育，学习成绩好了，老师会提供稍有难度的练习鼓励学生“要不要再挑战一下”，学生成绩不好了，老师会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独有的学习方式，会愿意花更多地时间去发现这个孩子“独有”的方式和擅长的领域。她总结说，学校老师会更关注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这也让做家长的她省了不少心。在这两周跟同研究中心芬兰同学的闲聊和交流中，我深深感受到了这种教育方式的效果以及它所散发的魅力。每天的午餐会上，导师和大家像朋友一样，讨论时下流行的生活“芬兰冬泳”、讨论芬兰及其他国家不同的制度体系、以闲聊的方式给我介绍芬兰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人文地貌等，虽是午餐闲聊，但大家对于自己所说的内容都会给出自己的依据，有些时候，彼此之间也会开玩笑地争论，但作为听众的我，总会从玩笑争论中学到好多知识以及他们灵活多变的看问题的视角。我想，正是这种尊重“学以成人”的教育才让“高高在上”的导师能够和自己的学生以朋友的身份相处，愿意每天中午到我们研究室门口调侃“will you give up (and for lunch)?”;也正是因为这种尊重个体发展的教育，让芬兰本土的学生在专注于自己学业／专业的同时，乐于在任何闲暇时间拿起书，去了解自己国家乃至世界的时事政治、文化和不同的生活体系。而我，在他们中，很多时候是一个沉默者。我的沉默不是因为语言，也不是因为胆小，而是因为很多专业／学业以外的东西我不知道。
上一周，跟同在教育学院的中国同学一起聊天。大家谈到教育学院不同研究中心／研究团队的特点，我总结说我所在的CRADLE中心的特点是没有明显地学科属性，但它有深入地下很牢固的根。具体来说，这个中心是theory-based的，中心的大佬教师Engestrom（略得瑟一下，他是我在这边学习的主导师）提出了活动理论，并发展了这一套理论，这一套理论提供了一套rational的概念和方法论框架，正是这一套框架支持了对各种工作场所学习的深入探讨、对各种组织形式变革的透彻分析以及对时下各种突出社会问题出现原因及发展趋势的本质探究。这与国内很多研究中心按学科方式划分是非常不同的（仅代表个人观点）。在国内，我们往往是在一个大的学科领域内，摸摸索索找到一个可研究的问题，然后再摸摸索索寻找能够让研究问题站得住脚的理论，然后去讨论理论之于问题或者问题之于理论的适切性。走一路，探索一路的未知。我不否认这种方式的意义与价值。但我更喜欢CRADLE的这种方式，它首先给了学生（初次进入研究领域的新人）一个归属，减少了研究中像浮萍一般的飘摇和居无定所。让学生能够更理智气壮地进行理论与问题的对话，甚至理论与理论的对话。此外，对于任何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而言，基于一个有深度的理论根基，探究各种社会问题都应该成为毕生的职责。就像初次见到Engestrom时，他说“任何的教育问题的阐释和解决都源于／需要哲学的思考，而所有哲学的思考都源于日常的生活、不同的文化。所以，对于任何教育问题，我们都需要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去分析，去探讨个体／集体如何跟环境对话，如何跟文化对话，从而形成了今天他（她）／他们呈现的状态，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也是你正在学习去做的事” （我的回忆性转录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本人在说这段话时的意境）。我现在仍找不到词来形容从他办公室出来的心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漫无目的漂浮不定的我有了目标，尽管我还不是很清楚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
以上算是我在这边三周以来，在发现自我方面的三点主要的感悟吧。除了这些，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幸福的点点滴滴。例如，本害羞，人与人之间保持很大距离的芬兰同学和老师却给了我我无微不至的关切和照顾；尽管芬兰博士同学也有发文章和毕业的压力，但他们却能很好地均衡自己的学习与生活，为了让我体验“最芬兰”的生活，全研究室组织一起去拉普兰进行极光之旅，且听说这于他们本身并不常见；刚来芬兰，大家互不认识，但却在到宿舍当晚借到转换插头，第二天低价买到桌椅吊灯床垫等，并“送货上门”帮我安装，让“家徒四壁”的我在第二天就基本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太多的瞬间融合了太多的感动、感恩和感悟：我是一个学生，我是研究室／宿舍的一员，我有朋友的角色，我也承担合作者的身份，我携带着中国的符号，我也在学习着芬兰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