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索绪尔理论中的能指与所指
索绪尔作为结构语言学的核心代表，首先对 “能指” 与 “所指” 进行了明确区分，二者共同构成语言符号的基本要素：
索绪尔将 “音响形象” 定义为 “能指”（signifier，法语 signifiant），能指不一定是一个单词、一个句子或一个段落，其本质是 “声音产物”，它属于感知觉，是我听自己话时听到的，还有你听我说话时听到的。因此，能指实际上是某种物质的东西，从技术层面来说，我们可以记录能指的音调、音长、持续时间等特征，且不局限于单词、句子或段落，更可理解为 “声音的序列”，是信息传递的基础载体。例如说话者自身听到的发音、听众接收到的语音，均为能指的具体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能指的语音属性会因语言理解程度产生不同感知。若完全不懂某一语言，听到的仅是无意义 “声音”；若掌握该语言，则会自然忽略声音本身，转而关注其承载的深层内容，也即索绪尔称之为“所指”。
“所指”（signified）是人类赋予 “能指（声音）” 的 “概念” 或 “想法”，是语音背后的意义联想。索绪尔在著作中以拉丁语词汇 “arbor” 为例：当使用者懂拉丁语时，“arbor” 的发音（能指）会与 “树” 的意象（所指）直接关联，由此可见，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可以被理解为音响形象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对索绪尔而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也即音响形象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任意的。
这意味着同一个概念可以通过不同的声音来表达，具体取决于语言。例如，“与自己有共同父母、出生时间或早或晚的男性” 这一概念，在英语中用 “brother” 这个声音表达，法语中为 “frère”，汉语中则对应 “兄弟”。
反之，同一能指（音响形象）在不同语境下也可对应不同所指（概念）。如你会称呼自己的亲兄弟为”兄弟“，其所指是 “有共同父母的男性亲属”，你也可能称呼很好的朋友为“兄弟” ，此时所指则变为“非常亲密的朋友”，还有可能在大排档点餐时招呼相熟的店员说“嗨，兄弟”，此时所指则变为“伙计”。
这一任意性意味着，语言理解需依赖“语境区分”，否则易将错误概念赋予能指，如汉语中有非常多同音异义，甚至同一字符的多义性，需结合语境判断。
然而，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如果原则上是任意的联系，那么从理论上来说，人类似乎可以用任何词语、任何声音、任何句子或任何声音组合来指代特定概念。比如，理论上，要指代 “有共同父母的男性” 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用任何声音，而不一定是必须是”兄弟“，因为这都是任意的。而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存在着 “语言惯例”。
如果你是一个诗人，你可以突破语言惯例，诗人总是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不同意义的词，赋予词语新义，但日常沟通若违背语言惯例，将导致理解障碍。索绪尔说”语言是一种欺诈性的游戏“，看似有选择声音的自由，实则需遵循一套 “出生前已存在、未知制定者与制定时间” 的规则，这一约束确保了语言社群内的沟通有效性。
二、拉康吸收并修改了索绪尔的理论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列维 - 斯特劳斯回到法国后与拉康成为朋友，拉康通过二人的非正式讨论及列维 - 斯特劳斯的著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吸收了结构语言学原则，并意识到该原则可用于发展弗洛伊德的理论。那么，为什么要用语言学的视角来解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呢？拉康提出了三个理由，我个人认为这些理由极具说服力。
其一，如果你去研读弗洛伊德最重要的著作，比如《梦的解析》《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就会发现，这些著作在分析梦境、口误或笑话时，都表明 “无意识是通过语言运作的”。比如弗洛伊德对梦境的分析，本质上都是“词语之间的关联”，一个词引出另一个词，要么是因为发音相似，要么是因为联想将这些词连接起来。
其二，约翰·福雷斯特在《语言与精神分析的起源》（Language and the Origins of Psychoanalysis，1980 年出版）中指出，弗洛伊德虽未明确提及索绪尔，却已在理论与实践中运用了某些语言学技巧。
第三个理由来自临床实践的实证支持，如果一位患者的症状可通过 “说话 + 分析师解读” 得到缓解，这表明 “无意识对语言有回应”。拉康将被压抑内容称为 “被压抑的能指”（repressed signifiers），他认为，正是这些能指在语言过程中被 “激活”，才使得患者的症状得到缓解。这一观点引出了拉康最著名的论断之一：“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化”。这一论断基于一个简单的观察：患者确实仅通过 “言语” 就实现了病情的好转。
三、拉康对能指-所指模型的修改
拉康不满足于照搬索绪尔理论，而是基于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对 “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模型” 进行了四点关键调整，模型常简化为
其中，“大写 S” 代表能指、“斜体小写 s” 代表所指：
1.位置倒置：强调能指优先性
索绪尔模型中 “能指在下、所指在上”，拉康将其倒置为 “能指在上、所指在下”，提出 “能指的优先性”，或者更直白地说：“音响形象永远比人们赋予其的概念更重要”。
2.能指与所指分属不同界域
能指（大写 S）归属于 “象征界”（symbolic），所指（斜体小写 s）归属于 “想象界”（imaginary）。在阅读拉康著作时，可以大致如此区分，斜体字代表归属想象界，大写字母代表归属象征界。
3.强调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
索绪尔模型中存在的能指与所指的固定关联被删除，这个固定关联可以被理解为符号，在拉康这边，这个能指、所指一体的东西并不是特别重要，“能指与所指的断裂、差异” 比 “统一、关联” 更重要，精神分析临床的核心工作是 “处理两者的断裂”，而非 “构建明确的符号统一体”，毕竟人类日常言语中，极少存在“无论语境如何，含义始终不变” 的符号。
4.横杠作为临床关键障碍
千万不要把这个理解成分数！这是个图！是个图！不是个分数！
中间的横杠是拉康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增设的障碍，这个障碍也是精神分析临床的关键因素。索绪尔模型中虽有分隔，但无明确横杠，而拉康始终强调这道横杠的重要性。这道横杠是患者心理冲突的重要体现，如能指无法顺利指向所指导致的意义混乱，也是分析师需帮助患者跨越的核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