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正式步入而立，却迎来最特别的一个年——爆竹萧索，烟花寥落，忐忑相聚，惴惴联欢。
这个年的无味可以归咎于疫情，可往年呢？年味渐淡，早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今宵依旧难忘，只是不似当年。
家乡把除夕那天叫“月尽”。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智慧的叫法。
腊月所有的期待都留给了这一天。儿时的我日盼夜盼的年啊，怎么还不到来。有时候翻开新买的黄历一看，腊月竟然只有二十九天，真是心诚则灵。
所以，听到电视上的主持人刻板地说，再过两天呀，就是大年三十了。我翻翻日历暗暗乐了，哪儿有三十啊。
其实，无论二十九天、三十天，叫“月尽”，总是妥帖的。
旧的日子流淌尽了，新的日子也便来了。
大采购
腊月二十四，是全年最后一次的赶集。前一天晚上，全家人定要坐在炕上一起细细盘算，赶集需要置办的东西。我说，要买糖。母亲说，怕盐不够。奶奶说，别忘了上坟的纸和香。
父亲从记事用的小本儿上撕下一张纸，一样一样记上，记满了，再撕一张续上。
第二天起得特别早，鱼肚白的天色里已翻上了南沟的山梁，肚子里还摇晃着刚刚填满的疙瘩汤。年前赶集的队伍是一年中最壮观的，农闲的小两口、放假的孩子们，尼龙绳系着空编织袋，松松软软地搭在肩头，大步流星地向同一个地方赶去。
还没到西门，就能听到义合镇的人声。远远望去西门上卖水饺的、烙油旋的雾气，已经白茫茫一片了。越往街里走，心里就越热，水泄不通的街上有看不完的新奇玩意。仿佛周边村镇的所有人都同时挤在了这一条街上似的，小贩扯着就要破音的嗓子兜售着自己的货物。
那一排门市的房檐下，通了电的磨粉机不时嗡嗡地响，人们在聒噪的噪声里用更大的嗓门询问和讲价。门市对面地摊上，阳光下的糖果在星罗棋布的方盒盒里泛着光，旁边总是站满了挪不动脚的小孩儿被父母拖着走。东门坡的石板路上，花花绿绿的炮仗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小贩信誓旦旦地保证着花炮能放多高，能有多响。
“不信你回去试一哈嘛，站你们外起一放，保证二十里外也崖洼洼响！闪起来晚上给你照得跟白日一样。你看名字还好听，叫鸿运当头！”
不管信不信，最后这个名字太讨口彩，笑个盈盈地掏钱了。
东西实在太多，就必须先找个熟人的店里搁一搁，转头再出去采买。等第二趟再兴冲冲地回来，两堆货并在一处，哎呀，这么多可咋拿啊！
咋拿？庄稼人有的是办法。走川路的摩托车、自行车后座已经绑得快拖地了，原本后座上带的人跟着大家一起走山路。走山路的一根扁担挑起两只筐，或是抖开指头粗的尼龙绳，将几袋塞得满满的编织袋横着垒起来，挽个活扣套在双肩背起来就能翻山越岭。
孩子们也不分你家我家，把不便捆扎的零碎物件拿起来，跟在大人们屁股后头跑跑跳跳走上回程的路。
祭先人
二十四往后，每当做好一种年茶饭，奶奶便会念叨：“现在这世事吃得这么好，年前烧纸记得掐献一点这个，给那个死你爷也尝一尝。”
爷爷生前在家是没什么存在感的，最多、最深的印象便是他坐在门前竖着的碾轱辘上，头上包着羊肚子手巾，身上披着大棉袄，背靠窗台两手一揣眯着眼睛晒太阳。
父亲说他一辈子都在晒太阳，家里的事什么也不管，“无事了一辈子。”
现在躺在霍家湾向阳的坡坡上，整日里晒着太阳，跟祖祖辈辈一起，每年享受着儿孙带来的掐献和祭奠，也算是怡然自得的日子了。
坟前的饭桌上撒着家里做的丸子、酥鸡、油糕、醉枣，还有剥好的花生、刚买的糖果等各色吃食，最后打开一瓶长脖西凤酒，作为奠酒洒在饭桌周围。烧一些黄纸和纸钱，点一串鞭炮，絮叨几句最近家里的事，磕三个头便结束了。
父亲常说，霍家湾已经埋够了五辈先人了，到了他这辈可以另寻个坟址了。话里有洒脱也有落寞，毕竟不能跟祖辈同葬一处，想来也是有些孤独的。后来到了昆明，看到令人咋舌的公墓价格，半开玩笑跟我说，要什么土葬，一辈子没见过什么水，要不是公家不让，不然一把火烧了撒滇池里也好着了。
为了不给我们添麻烦，父亲四十年的老烟民硬是把烟戒了。如今还想把身后的安排也弄成个往事如烟随流水。这话听听也就过了。
贴春联
月尽当天，通常是在唰唰的扫地声里醒来的。
有雪扫雪，无雪扫土。虽然是黄土质地的院子，但人走马踩的，早已经被夯得平整瓷实了。父亲将地扫得泛白，一簸箕灰尘从后畔扬了下去。
烩粉汤和油糕吃罢，父亲在炕上摆开阵仗。先是将红纸裁成长条，然后折成七段。倒一碗墨汁，水润开毛笔，站在地上写起春联来。
家中一共三孔窑洞，加上大门需要些四副长联，剩下的皆是短帖。陪父亲将长联贴好，剩下便是我的活儿了。父亲写“六畜兴旺”，我便涂好浆糊，一溜小跑贴在羊房上。父亲写“讲究卫生”，我便冲出大门贴到茅房上。脑畔窑上贴的是“抬头见喜”，谷仓上面贴的是“五谷丰登”。石碾朝东，碾夹上贴“青龙大吉”；石磨朝西，磨盘上贴“白虎大吉”。门后的右上角贴“出入平安”，灶台的左下角贴“灶君之位”。
恨不得将所有祝福的话都一股脑儿写上。最后还要给一块小木板贴上天地之神位，祝自己，也没忘了敬天地。
火红的对联，是要配以火红的灯光的。父亲从后窑拎出一卷花线，一边接上插头，另一边装好灯头。给院子里接一个长明灯，给大门处挂一个红灯笼。
水翁里担满水，灶火圪崂堆满柴，家具和柜子擦得反光，一切都布置妥当。正在做年饭的母亲从灶火里抽出已烧红的一把小铁锨。父亲拿着醋壶边走边徐徐将陈醋倒到铁锨上，咝咝啦啦的声音中，陈醋变成让人闻之凛然的浓烟，要边走边洒，确保它飘到家中的每一个角落，意为驱邪，实则消毒，“打醋炭”的过程，似仪式一般庄严。
吃年饭
当天色渐渐暗下来，站在前畔上向全村望去，家家的对联已贴好，袅袅的炊烟已落下，浓郁的年饭香混杂着零星的硝烟味扑鼻而来。
风箱依然在嘡嘡响，但后晌的任务只是将前晌已做好的年茶饭再热一热就好。除此之外还需再给家人每人蒸一只面做的跳兔兔，巴掌大小，两个红枣，三折两弯，活灵活现。
一家人围坐在滚烫的炕上，饭桌上摆满母亲和奶奶的战利品。炖肉、烧肉、酥鸡、丸子等硬菜自然少不了，还有蒜苗、洋葱等小炒，至于年年有“鱼”这道菜，已是母亲后来学会的技艺了。碾道里的一串鞭炮，作为年饭的开始。
长辈必会要求先把各自的跳兔兔吃了，以期来年无病无恙，活蹦乱跳。
放烟花
在小孩儿的心里，放烟花才是过年的终极意义。自从赶集买来鞭炮，都是拆散了揣在兜里，一只一只省着放的。
心是疯的，年饭吃得火急火燎。
可吃罢饭，大红灯笼已亮起，整个院子灯火通明，还有一个事横亘在放烟花之前。父亲将“天地之神位”的牌子立在院子中央，装一小碗小米，上插上三炷香，再将黄裱纸烧几张。说一句“磕”，便转身走了。我噗通跪下就是三个头，挺身站起来转战下一个地方。拜完土地拜灶君，还有各方各位不知名的神仙佬们，凡是贴红对联的地方都需要磕一磕头。
后来读西游，想想那些年东南西北一通乱拜，可能都磕给了四值功曹、五方揭谛、六丁六甲。
上完香后，手里是留着好几支的，专门用来点炮仗。一串三千响的鞭炮打头阵，从院子中间开始，绕着碾盘一圈，一直蜿蜒到大门外。母亲和奶奶在院子里站定，我猫腰将香头点到引线上。一瞬间震天价的响声炸裂开来，满山满谷地回荡。大红色的纸屑迸溅各处，窗台下的铁桶都在嗡嗡地响。
我们家的烟花总是出了名得多，前院后院的小孩儿们听到鞭炮声齐齐赶来，小孩儿们闹着、叫着、惊叹着，看各色礼花在夜空绽放，整座山染上五彩的颜色。
再璀璨的烟火，总有放完的时候。电视里响起春晚开播的倒计时，人们便心满意足地散去了。院子里塞满灯光和厚厚的一层炮仗纸壳，映照着猩红的灯光。当晚直至天明，这灯是绝对不能熄的，被人们赋予预兆的意义，明亮则一年兴旺，暗淡则隐有不祥。如果恰好谁家有老人去世，人们就会神神秘秘地说：“怪不得，他家过年的灯笼呀，可暗了！”
以前人们用蓖麻油做的灯笼自然是容易熄的，现在都用了电灯，何必有这个烦恼呢？我才顾不得这些，闹了一天一晚，盘腿在炕上看完春晚。十二点父亲还要再放一串鞭炮，奶奶和母亲给掏出十块二十的压岁钱，跟一只跳兔兔、一根葱，排列整齐地压到我枕头底下，便可以安稳地睡去了。
想着第二天一大早，天没亮就要起来，母亲和奶奶已包好了饺子，红炮皮洒了一院。再迎来一场纷纷淋淋的小雪，麻雀在雪堆里雀跃着捡食。
月尽了，年也尽了。
一夜过后，一切都像崭新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