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冬至大如年”。这一天是北半球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日子，城里人家会围坐一桌，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冬至夜饭”；江南水乡则讲究搓“冬至团子”——白胖的糯米球裹着豆沙或鲜肉馅，在沸水里翻滚成冬日里最暖的符号。
但我对这个“年”，却始终隔着一层模糊的记忆。因为在我长大的那个山村，农历八月廿四才是真正的“大日子”。老人们常说：“千斋万斋，不如八月廿四一斋”，语气里的郑重，和城里人谈论冬至时如出一辙。那时的我总觉得，或许是故乡的节气表上，早就用八月廿四替换了冬至的位置。
第一次对“冬至”有实感，是在城里读高中的某个冬夜。作为住校生，我端着搪瓷碗去食堂打饭，竟看见窗口摆着红烧肉、糖醋排骨，甚至还有平时难得一见的清蒸鱼。“阿姨，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呀？”我忍不住问。正在盛汤的阿姨抬头笑了：“傻孩子，今天冬至哇！”我愣了愣，慌忙低下头“哦”了一声，假装早就知道。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蛰了一下——原来有些习俗，是我从未拥有过的“常识”。
如今再回山村老家，冬至依旧是被忽略的一天。村口的王阿婆照常扛着锄头去菜畦摘菜，退休十几年的老邻居沈大爷则修剪着桃树，田埂上的枯草在寒风里打着旋儿。没有人提汤圆，也没有人说“夜饭要丰盛”。我站在老屋的水泥场上，望着远处炊烟袅袅，忽然明白：所谓“大如年”，不过是不同土地上长出的不同文化根系。城里人用汤圆丈量团圆，村里人用汗水计算时节，而那些被地域隔开的习俗差异，最终都成了我们认知世界的独特坐标。
或许，这就是成长的奇妙之处：我们带着故乡的印记走向远方，又在他乡的习俗里，慢慢拼凑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