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场中学包围在一大片民房当中。一条宽敞的土路连着外面的公路，那是通往外面的精彩的世界，但是对于少年的我来说，三分场中学更具诱惑力，那是我求学的圣地。
我从家里出发去上学其实有两条路，一条是近路，一条要遥远一些。那条近路是贴着猪棚湖的一片竹林过来，路很窄，两边覆着青草，不时有蚂蚱从裤腿边溅起。翻过一片茶园，经过一处水田，就来到了进入中学村庄的路口。走大路呢，要经过一段公路，同样也要经过一片茶园，但那条路走的人多，路中央一片灰白，寸草不生，我们常常在那里与十队的同学汇合。
村庄的入口有一片梨园，梨子成熟的季节，梨树上挂满了青皮麻点的圆圆的梨子。我们虽然没有偷摘过一次梨子，但分场的亲戚每年会给我们送来一些梨子，这使我有机会尝尝鲜，品尝到梨子诱人的芳香。这一处的梨子的确是与众不同的，有别于我们上小学时在附近村庄见到的葫芦形的梨子，在我小孩子的世界里，我总是固执地以为圆形的梨子更高级更好吃一些。
村口大路边的一处高坎上住着孙大妈一家。孙大妈的老伴刘叔在渔业队里做事，虽然住在农村，他们家似乎没有多少田地耕种，孙大妈顶多在家侍弄一下菜园子。这是一个身材修颀肤色黝黑长条脸的女人，她绾着圆形的发髻，显示出一点女性的特征。她的两只耳朵上吊着一对金耳环，两只枯瘦干瘪而黧黑的手指上夹着一支烟，烟雾袅娜地在指尖升起。她把烟啣在嘴里，贪婪地吮吸一口，熟练地吐出一串烟雾，然后用她那晦涩难懂的吴地方言与旁人交流着什么。
孙大妈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在家里做一些小生意。她经常会提着一只表面盖着一块布的篮子在学校附近逡巡，篮子里往往装着一些瓜子、花生、糖果以及糕条之类的零食。她买来生的葵花籽，然后在家里亲自加工炒熟，加上糖或者盐，用纸张分门别类地包起来，包成圆锥状的一团，五毛钱一包卖给那些贪嘴的学生。当然孙大妈并不局限于只卖一两种零食，在她看来什么赚钱卖什么。她会不失时机地选择卖一些冰棍、面包或是菱角，不用说，这些都是小孩子们的最爱。
进入村庄的中心，来到一处仓库旁边，前面忽然豁然开朗，空旷的操场四周矗立着两三排平房，那就是学生们的教室和老师们的办公室了。学校里没有食堂，食堂是公共的，在不远处的大队部。做饭的师傅似乎总在忙碌，有一位50岁开外的张师傅，围着围裙，拿一把大扫帚将地上的泔水横扫一气，他面相凶恶，眉上的一撮眉毛很长，给人一种很不友善的感觉。至于那位精瘦的李师傅，也常常为一些大孩子调侃，说他揉面的时候，擤一把清鼻涕，手也不擦便接着和面。旁边的学生便笑着说，眼不见为净嘛！
学校里大部分学生都家住农场附近，只有外地的来自公社的学生需要住读，而他们往往是学校里最勤奋最刻苦的人。每个月他们从家里背来一大袋米，把它换成饭票。菜票要另外花钱买，公社里的学生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来使，食堂里的荤菜他们是吃不起的，每一顿常常要就着家里带来的腌菜下饭，吃得倒也香甜。
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刚从大学里毕业的女老师，他们家就在村庄里，赶巧她的弟弟阿胜也在我们班上，亦师亦姐的关系看上去有些特别。那阿胜是远近有名的调皮蛋，为了管理好这个特殊的学生，班主任伤透了脑筋。
数学老师与我们班上的阿敬同学也有着一层亲戚关系，抑或因为过分的熟悉，怀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中年男人常常在班上用他那种特殊的新州口音，调侃他的那位宗亲学生。譬如六月天大多数学生精神萎靡不振，上数学课时阿敬在下面打瞌睡，老师见了便说，“有的同学冬天做春梦，我撒一把米，你们就在下面啄呀啄！”这样的说法虽然刻薄，但也极其形象，充满画面感。这在阿敬显然已经是一种警示，少年绯红了脸，虽然有些难堪，但还是抖擞了精神，认认真真地听起课来。
老校长姓袁，国字脸，剪着浅浅的短发，头发大部分已见斑白。他常带着一顶雷锋帽，两只帽檐很夸张地飘起。作为校长，他是威严的，但绝非不苟言笑，大多数时候他很神气很诙谐，他咧嘴一笑就露出两粒大金牙。他是一个忙碌的人，没有带我们班上的课，因而只有在开全校大会的时候，我们才能见到他的身影，一睹他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