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小姑娘今年九岁，大大小小的地方也算是去过不少。几年前的旅行，现在还留下多少记忆？我不知道。
我的外公今年九十九岁，思维清晰，而且记忆超群，多年前的事情，谈论起来还能说得纤毫毕现。更妙的是外公熟悉现代通讯工具，微信用起来得心应手，每天在家庭群中跟几代子孙交流，让我们这些身在万里之外的后辈也能时常跟他聊聊天，聊充承欢膝下之数。
前两天外公在群里谈起当年我和表弟去西安探亲游玩，勾起许多回忆。那年我刚好九岁，跟我家小姑娘现在同样的年纪。表弟比我小几个月，尚不足九岁。于是我想不妨回忆一下那次旅行，把大浪淘沙过后留存的片段记录下来。看看我现在还能记起多少往事，也许可以由此揣测我家小姑娘多年以后还能记得多少今天的事情。
1 旅行
第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火车站。车到西安，出站十分拥挤，我和表弟人小，能从密集人流的缝隙中钻出去，率先出了车站。回头一看，我妈还在后面没跟上，于是我俩掉过头朝她走过去。正好这时候我妈在出站口检票，工作人员一看我和表弟，硬把我俩拉回来贴着柱子上的一条线量身高。我刚好比儿童免票（或是半票）那条线高出一点点，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便一定不让我们出站，非得补票不可。
这事我一直记得，是因为我妈常常提起。那也是她第一次带着孩子坐那么远道的火车出门，她的印象也很深刻。
2 山水
那次去西安住在五姨婆家。五姨婆是我外婆最小的妹妹，老两口在西安市郊的长安县医院工作。长安县医院位于韦曲镇，长安县现在已经成了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也成了韦曲街道。第二件印象深刻的记忆就是关于韦曲的。这个地名读起来有点拗口，用西安话读起来更是让我感到别扭，所以反倒记得特别清楚——这两个字在西安话里面的发音我一直记得，虽然我不会说。
韦曲有一点山，五姨婆家的阳台就对着远处的山。我记得我在暑假作业里面写过一篇作文或是周记，里面有一句“这里真的是开门见山”。四川高山很多，我从小就见过。但成都市区却地处平原中心，城里一点坡都没有，所以这“开门见山”的景致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大西北的黄土高坡留给我的印象远不只是山，还有水。水的珍贵，或者说水的匮乏，我这是第一次有了切身的感受。西安当年相当缺水，城镇居民的生活用水是限时供应的。我清楚地记得，每天供水的时段，我的五爷爷、五姨婆带领全家把家里所有水龙头全部打开，所有能盛水的家伙什全拿出来接水。之所以这么大费周章，是因为不但限时供水，而且水压很低，自来水到了三楼四楼就成了比涓涓细流还要小的一股水线，甚至有时候只是水滴，不把能盛水的桶盆锅罐全装满，不够一家人一天用的。
3 名胜
古都少不了名胜，至今印象深刻的有几处。
大雁塔与小雁塔，当年远不像今天这样热闹。小孩子不喜欢走路，但是喜欢登塔，但凡有一个可以攀爬的建筑，总要一口气上去才显得自己有本事。两处雁塔，一处我们登了顶，另一处当时正在维修，只能上到中间某层，不能登顶。至于是哪一座没能登顶，以及上到第几层折返，我记不清了。外公记得是第七层，表弟记得是小雁塔。
碑林是相对而言更加冷清的一处景点。多数人到此是走马观花，毕竟不是书法家不是历史学家。除了小学时学校里要写大字，我从没认真练过书法，但记得九岁的我曾在碑林流连了许久，在一块块石碑前细细阅读，也不管认不认得那上面的字。从小到大附庸风雅，看样子是发自内心的。
西安的景点出售各种纪念章，可以别在衣服上。碑林的章上都有造型古朴的图案，加上“唐”、“秦”之类字样表示图案所对应的朝代。我在碑林小卖部选了一枚纪念章，上面却只有图案没有字。我追着售货员问这是哪个朝代，那人给我问得烦了，随口说，没有字就随便哪个朝代吧。我如获至宝，把他的话解读为没有字那就是“隋朝”——随便一个朝代嘛。
兵马俑的壮观当时带给我多少震撼，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兵马俑博物馆有一间专门的展室展出刚刚整理复原的铜车马，倒是记得很清楚。
华清池太小了，即使九岁的我没见过世面，也觉得太小。倒是那九龙吐水的喷泉让我着迷，数着龙头一个一个看过去。
西安事变旧址也在华清池。外公是西安人，年轻时去过此地。旧址的窗户上有一个子弹穿过留下的枪眼，外公说他年轻时没有这个弹孔，多半是后来附会的。骊山半山腰的“捉蒋亭”，出于统战需要，我去的时候已经更名为“兵谏亭”。
与西安事变密切相关的人物除了张学良，自然还有杨虎城。我记得杨虎城故居那时候是儿童公园或者青少年活动中心，一般游客不会去。我们因为住在亲戚家，半是探亲半是游览，时间充裕，故而去到那里消磨过半天时间。
还有一处景点在城外，翠华山。九岁的我已经去过成都附近的一些名山，青城天下幽，峨眉天下秀。川西的山大多绿树夹道，修竹参天，更重要的是沿途水声潺潺，湿气环绕。而翠华山沿途几乎没有可以蔽日的大树，似乎也没有多少可以观看的风景。去的那天顶着火辣辣的日头，爬山爬得皮耷嘴歪，唯一的念想是山顶有一个“天池”，还有一个“娘娘庙”，一定要去看看的。到了山顶，嗐，什么呀！
4 古风
古都不只是有名胜古迹，还盛行古风。盛唐风貌，以胖为美。在西安，这个风气不知道是否流传至今，但至少是流传到了我九岁去西安的那个年代。
幸运或是不幸如我，是个大胖小子，便在西安遭遇了许多喜剧场景。九岁的我胖到了巅峰状态，以至于我后来翻看旧日影集，每每感叹我那时候脸似浮肿，眼皮永远只在开与半开之间。可是西安人秉持盛唐遗风，这个状态的我大大契合了古都劳动人民的审美。于是我便受到了街头巷尾认识不认识的路人发自内心的青睐与毫无保留的赞赏。
那时候民风也淳朴，谁都可以没有顾忌地对陌生孩子发出议论。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一位慈眉善目的大爷，抡圆了膀子往一个圆滚滚的九岁孩子屁股上一巴掌，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嘴里由衷地叹道：“这娃长得真美！”
只说唐风，显然低估了陕西的历史厚度，毕竟凤鸣岐山周朝就是从这里起家的。古都风物，怎么也要追溯到秦始皇时候才配得上西安的身份。
秦始皇兵马俑那时候刚刚公开展出不久，而旅游也才刚刚在全国人民中普及开，于是兵马俑的形象也风靡一时。那年的西安街头，妙龄少女最时髦的发型是把一头乌黑的秀发盘成一个柱状发髻，高高立在头顶一侧，略偏向后方斜冲出去，跟兵马俑一模一样。
这件事我后来问过许多西安人，没有一个人记得当年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尚。五姨婆家的女儿，妈妈的表妹，我叫她小姨，那时候她时常陪我们出去玩。我清楚地记得她也梳着兵马俑发型，可是后来我向她提及此事，她完全没有印象了。可惜我找不到一张小姨或者别人梳兵马俑式发髻的照片，在网上搜索过几次，也一无所获，倒像我的记忆出了错似的。
5 吃食
这次西安之行，食物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某道小吃，而是两件关乎民风的小事。
五姨婆家的厨房有一个大柜子，里面装满了馒头。每每单位食堂新鲜馒头发售，五爷爷就去一盆一盆地往家里买。买回来放在柜子里，五爷爷拉开柜子门，看着满柜的馒头——他管它叫“馍”——欣慰地说：“有馍，我心里就踏实。”那时节，吃不饱饭的年月过去了才没多久，老一辈人记忆犹新，故而有此一叹。不过，西安人对“馍”的热爱也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个风俗是关于肉的。在成都，“肉”是可以不加修饰的，指的是猪肉，只有在特指牛肉、羊肉、鸡肉等其它肉类时才需要在“肉”字前面加以形容。成都应该不是特例，因为袁枚在《随园食单》中也把猪肉单列出来，归入《特牲单》，而其余种种肉类全部归入《杂牲单》，地位之不同显而易见。西安不同，凡指猪肉一定标明“大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西安回民较多之故。
说到具体的西安美食，我并不陌生。外公外婆是西安人，我从小没少吃北方饭，当然都是自家出品。不但吃，还帮着做，所以羊肉泡、麻食、臊子面等等我一点也不陌生。
到了西安，正宗的羊肉泡没有给我太深印象，反倒是外公领我去吃的葫芦头让我多年后仍念念不忘，大概是因为我喜欢吃肥肠吧。外公带我们去的是一家老字号，是不是后来在网上享名最盛的春发生，我已经记不清了。那天我被40度的太阳烤得两眼冒金星，还得在店里耐着性子掰馍。可是一口葫芦头下肚，真是浑身通透。
成都也有肥肠粉，辣味和白味两种，白味的不用酱油也不用辣椒，更能体现汤头的本味，肥肠爱好者如我，吃肥肠粉一向是白味。这是后话，因为九岁去西安那年肥肠粉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在成都遍地都是，我也还很少自己在外面吃饭。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葫芦头的一见钟情，也许这白汤的葫芦头也在我嘴里为后来的白味肥肠粉埋下了种子。
不能不提的还有肉夹馍。外公一再强调这是用腊汁肉夹白吉馍，跟成都的卤肉夹锅魁大大地不同。不管对我还是对外公来说，肉夹馍与卤肉夹锅魁两样都好吃，二者各擅其妙，是相互不能替代的人间美味。碳水夹上味浓而滋润的肉，怎么能不好吃？
西安街头另一样碳水美味是凉皮，与成都常见的白凉粉、黄凉粉、米凉粉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制作、调味全都迥然不同。第一次接触，我一下子也喜欢上了这个味道。记不清是在碑林外面还是在城墙下面，路边树荫下的小摊，酸酸的，辣辣的，美。
住在亲戚家里，自然少不了对于西安人家日常饮食的记忆。岐山臊子面是网络普及以后我才听说的名词，但这种做法是我从小在外婆的锅里吃惯了的。在西安遇上五爷爷过生日，家里张罗了一顿臊子面。筋道的面条，各色配料煮成的浇头，自然好吃。
我妈吃后却对外婆有了意见。在成都家里，外婆凡做臊子面，一定要有黄花、木耳、猪肉、豆腐等等好些样配料熬成臊子，而其中黄花木耳等等在当时并不是随时能买到的食材。此时五爷爷生日的这碗面却没有外婆那么讲究，难怪我妈解不透其中奥妙。外婆说道，她做的面是过去婚宴上攒底的那碗臊子面的标准。
长大以后，尤其是离乡多年，我渐渐理解，外公外婆二十多岁离开西安，在成都生活了几十年，外婆的臊子面里含着的多半是思乡之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