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

历数千年风云变幻的中国大地上,曾酝酿、发育、传播、接纳了多种宗教。佛、道、儒经过艰难耕耘取得了普遍成功,进入了民众的生活,而伊斯兰教、天主教则声势稍弱,未能在民间社会普及。

    中国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南北朝达到了第一个鼎盛时期,但是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北魏太武帝(424—452在位)、北周武帝(560—578在位)、唐武宗(841—846在位),后周世宗(954—959在位)几朝中,由世俗政权主导采纳了“兴道灭佛”政策,用各种手段对当中兴盛一时的佛教体系进行限制与剿灭。这“三武一宗之厄”,加上后期的宋徽宗、明世宗等禁佛,令佛教几遭灭顶之灾。

    为什么历朝历代的东方社会都发生针对佛教的类似事件?其原因既有思想主张方面的冲突,有文化与经济方面的不相容,也有来自宗教内部的不和谐因素。

    诸朝灭佛,直接原因走不出寺院的恶性膨胀对社会经济与政治造成的压力。宗教组织不事生产、资源消耗,寺院“名山占尽、良田占尽”,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占有与浪费都非常突出。尤其在唐代和武后时期,本当艰苦修为、清静无为的和尚们坐拥大量地产,成为大地主,富甲一方。

    不仅如此,佛门还是特权集中之地。北魏镇压盖吴起义的时候,在一所佛寺里发现大量的兵器,又发现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以及“私行淫乱”处所。由于佛教组织恶性膨胀、骄奢成风,教徒鱼目混杂、良莠不齐,佛门中也出了一些败坏教内秩序或走出佛门破坏社会的人物。北魏末年,冀州沙门法庆自称“大乘”、“新佛出世”,聚众五万,大肆毁寺、杀僧、焚经、烧像。

    种种内乱外患,致使一个本应与世无争、良性运作的宗教组织不断异化,变成了社会肿瘤,非但独立于政权之外,还与世俗社会的利益相冲突。作为一个宗教,佛教因为膨胀过快而失控,已经逸出了本身作为一个出世的宗教组织本身的权力和职能范围,与世俗社会争夺起资源和财富,甚至与政权争夺起对社会的控制权。所以,无论从政权维护、社会治理还是经济发展等角度,“三武一宗”进行灭佛都有其合理的因素,符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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