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本土起源说33：石家河陶器刻符可能是祭祀文
——陶器上的符号是被祭祀的神灵的名字的文字，用于祭祀时区别诸神
文：黄饮冰
中国的文字，到商朝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已是成熟的文字了，中国文字产生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年以前。
在北方的大地湾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10多种刻划符号，有类似水波纹状的，有类似植物生长的，还有以直线和曲经相交的形纹等。在半坡文化遗址也发现了刻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30个，由于这些文字符号刻划在陶钵口沿上，如“Ⅰ”、“Ⅱ”、“ⅴ”、“↙”、“Ο”、“∏”、“△”、“〗”、“〥”等，有些符号与西方现在使用的数字符号惊人的一致，所以说西方文明来源自中国西部是有道理的。
大地湾的这些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朱彩符号，在年代上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发现的刻划符号1000年以上，又与仰韶文化时期种类逐渐增多的刻划符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基至有些刻划符号与半坡的完全一致。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是很有道理的。
在贾湖文化遗址，单个的骨刻文字，就已经出现在甲骨上了。贾湖遗址共发现契刻符号十七例，分别刻在甲、骨、石、陶器上，其中龟甲上刻符9例，骨器上刻符5例，陶器上刻符3例，其特点均是契刻而成。
专家研究，刻符结构为“横”“点”“竖”“撇”“捺”“竖勾”“横折”等笔画，书写特点也是先横后竖，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里后外，与汉字基本结构相一致。有些契刻符号的形状与4000年后的商代甲骨文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形似眼目的“目”，光芒四射的太阳纹等。
大汶口的陶器上的图文，就已经是文字了。在龙山文化时期，骨刻文在制作上与殷商甲骨文类似，其文字布局和结构有规律可循，有些偏旁多次出现。兽甲骨上刻着行列整齐的图案符号，明显处于图画向象形文字的过渡阶段。殷商甲骨文就不说了。
在中国南方，彭头山陶器上，也发现了最早的文字“x”及其它刻符。
高庙遗址出土的距今7000—7500年的一些陶片上发现有“火”、“⊙”、“井”、“圭”、“▽”等符号，其中“⊙”与甲骨文的“日”字一模一样。这些符号比甘肃大地湾遗址的文字符号往前推了上千年。
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在陶器上都发现了刻符。
综合史前文字符号的信息，可以发现，中国史前文字符号实际上有两个系统，即符号系统和图画系统。符号系统是简单符号，图画系统是直描的图文。符号系统和图画系统之间在起始阶段有交叉，但主体分明。东部地区以图画文为主，如大汶口陶文。西部地区以符号文为主，如大地湾、半坡、两湖地区。当然，图画文系统中也有部分符号文，如贾湖骨刻。符号文系统中也有部分图画文。书写方式，在陶器上有用笔一类的工具画写，也有用刀一样的工具刻。在甲骨上，是刀一样的工具刻。写与刻，也是后来文字书写的两种方式。
图画文+部分符号文经过抽象化和简化后，发展成了现在的中国汉字。而符号文则演变成了后来的拼音字母文字，拼音字母文字在中国已经看不到了。所以说拼音字母文字系统发源于中国是有道理的，因为最早的符号文来自中国。
贾湖骨刻文到大汶口陶文再到龙山文化骨刻文，一脉相承。在龙山文化骨刻文之后，就是殷商甲骨文，由甲骨文到西周金文和以后的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脉络就是很清楚的了。所以在豫东鲁西，即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水流域，图画文到象形文字的发展是脉络承接的。
石家河文化的刻划符号最早发现于1987年，此后随着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的进行中，陆续有新的符号发现。这些符号的年代均为石家河文化早期。
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以象形符号为主。石家河象形符号文大多以简练的笔划勾勒出某一事物的外部形态，.一件陶器上只有一个符号，而且绝大多数为单体符号，少数几个为合体符号。基本笔划为弧线和直线，间或用少数未戳穿的圆形小戳孔。石家河陶器符号的笔画，少到二划，多到十余划，主要是用某种材料制成的锐器在大口尊、缸的坯体上刻划而成。刻符的沟槽较深，有些残片往往沿沟槽断裂，沟槽内的颜色与器表一致，笔道深粗均匀，线条自然流畅，呈现书写的状态。有些符号因刻划较深，坯体烧干后槽口张裂，其现存宽度往往大于刻时的宽度。高领罐等泥质灰陶小件陶器则是在陶器烧成后或是使用过程中刻划而成，笔道浅细，刻划处的颜色比器表要浅。石家河陶器上的刻符，显然是有明确的用意和意思所指的。
再深入看，石家河有刻符的陶器的用途是什么呢？明显是祭祀用途。石家河有刻符文的陶器是用于祭祀的，是祭祀中的礼器。从一件陶器上只有一个刻符文字和有一些陶器上的文字是临时刻上去来看，可以肯定这些带文字的陶器是礼器的性质，这些陶器上的刻符也有特定意思的。所以这些刻符不是符号，而是文字，因为这些刻符有特定的形也有特定的义，也可能有固定的音，是音形义的统一体。
那么这些文字的用途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些文字是用来区别被祭祀的神灵的，即这些单个的文字是被祭祀的神明的名字的记号。如此看来，这些文字无疑属于祭祀文。
如在肖家屋脊、邓家湾两个遗址上共发现符号约60余枚个体，其中肖家屋脊经过8次发掘，共出土符号约43个；邓家湾经过4次发掘，出土比较完整的符号约12个。石家河文化遗址群内已发掘的其它6处遗址却未见有符号。这种情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因就是肖家屋脊和邓家湾是石家河早期的祭祀场所，发现的陶器是祭祀中的礼器，所以有文字符号。其他的6处不是祭祀场所，发现的陶器可能是生活器，没有写上文字的必要，所以没有符号文字。
西北部的邓家湾发现许多塔形陶器，这些塔型陶器就是宗教用品。还有几处用大陶缸相套排列成弧形，其中有的陶缸上刻有刻划符号，估计与宗教活动有关。还包括猪、狗、牛、羊、鸡、猴、象、长尾鸟、龟、鱼等陶塑，还有成百件人抱鱼像，显然西北部的邓家湾是一处宗教活动中心。
遗址中的一个陶罐上面刻画着一个“头戴花翎帽，身着短裙，脚穿长筒靴，右手高举着大钺”的神奇人物，其服装与巫师的服装截然不同，从形态和服装看，这个陶罐上的神奇人物就是一位王者和统帅的形象，这也说明石家河时期的确存在最高的统治者——王者。从祭祀的角度看，就我的看法就是，这个陶罐是专门用来祭祀这个王者的礼器。
在城东的蓄树岭，有“许多按一定规律摆放的大型套接陶缸”，缸体上有三种刻画符号，分别体现农业、军事和祭祀活动主题，这三种刻符就是专门的祭祀文字。这与《左传》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十分契合。
陶缸一个接一个首尾套相接在一起摆成弧形，这就是祭祀中的“缸垄”。在现在的湖北，埋葬亡人前就有“烧垄”的习俗。烧给亡灵的“垄”，是用竹笼或纸袋子装上烧纸、在竹笼或袋子写上亡者名字，把竹笼或袋子首尾相接摆成一条龙，然后烧掉，作为对亡者的祭奠。这个“烧垄”的习俗应该就来自石家河时期的“套缸”习俗。但是“套缸”的作用也应该更加原始，起到“桥”的作用，就是送亡灵上阴间的桥梁，也就是传说中的“奈何桥”。
在文字方面，把石家河和龙山文化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上古东西文明的差异性。西部文字简略，东部文字发达。中国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到青、甘、陕、豫、晋南，是古夏人活动区，古夏人的文字主要用于祭祀，日常语言并不习惯于用文字记录，日常占卜多用“筹”，如蓍草、木棍、石子，后来西周的文王占卜也是用八卦和铜钱。而东部是古尸（夷）人活动区，在祭祀和占卜中都要用大量的文字和甲骨。在占卜中，东部使用文字甲骨进行烁烧，根据纹的走向判断凶吉。所以东部的文字使用量大，文字的创造量也大。西部文字的使用量小，文字的创造量也就小。
豫西、巴蜀以至于江汉，是古尸（夷）人和古夏人的交融区，在人种和文化上从属于古夏人。
古夏人文字少而且抽象简短符号化，最后演变成了字母文字。在古夏人的活动区，中亚、西亚到环地中海，抽象的符号文字最终演变成了字母文字。而在中国的豫东、鲁西南、江淮到环太湖流域，由图画文抽象化后形成了象形文字。
崛起于江汉地区的早期华夏族群，在文化上与古夏人相似，文字不发达，文字主要用于祭祀。神农和夏代文字的遗迹是彝族文字和水族文字，也就是说，我认为彝族文字是神农时期文字的活化石，水族文字是夏代文字的活化石，彝族和水族这两族的文字发展到今天，文字量也没有汉语大，文字形态也很原始，实际是上古汉语的遗迹。
“文明”二字的本意就是“以文别之”。“文”的本意是“纹”，“明”的本意是“区别”。远古的图案和符号都是“纹”，古人谓之“鸟兽虫迹”，用“纹”区别事物，划分人群，就是“文明”。我说过，文字是文明的发展成果，但没有文字并不意味这没有文明。古人用不同的图案纹身，目的是把人群区分开来，这个纹身也就是文明。
黄饮冰2016年8月7日星期日于孝感。本文原标题：华夏江汉形成说之六：南方陶器文明的发展和神农的统一。2018年8月30日星期四修改，本文是其中的《三、石家河陶器刻符可能是祭祀文——被祭祀的神灵的名字的符号，陶器上的文字是祭祀时区别诸神的需要》修改后单独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