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到汉朝，都城的概念逐渐由一个拥有宗庙的城市，演变为一个坐拥显著宫殿与城楼的城市，后来，都城还得是符合《周礼》观念的祭典中心，且要与儒家教义中所倡导的建筑形态相吻合。
这反应出了国家在概念上的转变：从一个古老的、基于祖先崇拜的、贵族统治的神权国家，变为以君权为绝对中心的、划分疆域的国家，再变成一个以经典文献为基础的、面向世界的帝国。
城市生活在南北朝时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转变发展：
（1）中国的分裂以及人口向南方长江流域一带的扩张，创造了遍布各地的都会（城市大发展阶段），这些城市因各地地理风貌和文化氛围不同而相互区分开来，比如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就截然不同。
（2）精英在城市中开辟出了新的活动空间。新的文学与文化形式的出现，决定了精英在城市中需要开辟新的空间来从事这些活动，尤其在南方地区，比如出现了半公开的园林、地处乡间的庄园。
（3）制度化宗教的兴起，特别是佛教，导入了新式的建筑与城市规划，例如寺庙称为一种新的公共空间。
汉代关于城市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朝堂上所作的赞美都城的抒情诗，汉代都城建立在皇家礼制之上，这一概念贯穿于历史和诗作的高潮之中，然而汉末，城市不再是被理想化、仪式化的都会。一些作品中开始讨论那些带有地方民俗特色的城市描述。汉赋开始衰败，左思（《三都赋》）认为汉赋衰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对现实的忽略，因沉迷于艰深的语言和戏剧性的效果，汉代诗人所做的赋缺乏实质和真实感。
城市景观、别墅和园林
南方都城建康把半公共领域的兴起当作展示文化力的活动之所以能够发生的背景，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城市园林于乡村庄园。由于这些空间为所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世家大族所拥有，它们提供了新的展示场所，成为都会中地位的象征。就像在汉代社会中，塔楼、院墙与宅邸等从空间上发硬出不同的社会阶层一样。更重要的是，诗赋就是在这些场所被创作出来并进行交流的。随着诗歌与清谈逐渐成为精英的标志，园林与庄园也从地理上给权力下了一个新的定义。
自先汉时期以来，山岳被看作对世俗世界的否定，既是野蛮的，也是神性自由的领域。
园林不经将城市与城郊转化为“山水”景观并为文学聚会提供了适宜的场所，还为诗歌提供了海量的意象。
将自然带入城市，一方面创建园林，另一方面培养“隐于朝”的精神。
城市经济
南北朝时期，城市在经济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北方的城市和贸易开始衰落，而南方则出现了充满活力的城市商业网络。
4世纪时，北朝国家的管理范围似乎只限于都城及其外围郊区，乡村地区都被联合起来的武装地主所控制。北魏的都城平城和洛阳，都是建立在宫殿、官衙和寺庙、居民区和小市场的基础之上。都城和政府整体上依然依靠佃农和附庸来耕作国有土地，并把税收当作间接的收入来源。
南方的经济情况有所不同，南朝时期城市与区域间的贸易非常繁荣。商业网络是建立在沿江贸易、沿海和海洋商业，以及未开发腹地对外开放的基础之上。
建康充当的最主要角色就是贸易中心。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等外国之间的海上贸易成为南方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
以上经济活动造成的结果是，南方重新货币化。在这一时期，除了广州和交州的一些港口，南方大多数城市化的地区都在使用钱币，这些地方使用在海外贸易中积累下来的金银尽享交易。
但，货币经济的繁荣，对于那些将财富与乡间庄园捆绑在一起的人们来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要想在都城展露头脚或者在社交届占据一席之地，都需要大量的货币来购买奢侈品。要想筹集资金就必须卖掉土地，将土地资产货币化的尝试往往带来毁灭性后果。如同汉朝的那些农庄主，世家大族逐渐抛售他们的庄园，直到彻底破产。为了生存，包括皇室在内的徐阿多大族也参与贸易、高利贷或者当铺的运作中去。尽管日趋繁荣的城市经济使南方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但是它也摧毁了那些上百年来控制着当地社会的世家大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