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阅读了本书第一章（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的剩余部分。作者从危机化解视角，对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思考。主要观点梳理如下：
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三农”——这个作为中国应对历次经济波动的最基本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其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和外部环境都发生着根本性变化：
一方面，长期鼓励农村人力资源存量高的青年优质劳动力近几十年向非农领域大规模净流出，而劳动力资本化收益被内外资和发达地区政府占有，这种制度安排的代价甩给了中西部，致使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女性化的趋势严重。
另一方面，尽管中央层面在资本过剩的条件下已经有条件向“亲民生”的政策积极转变，而地方政府却由于仍然面临资本短缺压力，而不得不在“发展主义”导向下延续着“高负债推进高增长”的反科学发展模式。
这种二元格局的重大变化，对于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一个显而易见的影响就是，“三农”领域在国家面临新的经济波动时所能起到缓冲作用已大幅减弱。
基于上述原因，作者指出，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是坚持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推进新农村建设，还是代表产业资本利益坚持传统的不科学的“发展主义”，是中央高层面对的、对国家未来影响深远的战略选择。
距这本书的首次出版，已经过去了近十年时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新一届国家领导层高度重视“三农”和新农村建设，在制度创新、资源投入上做了且仍在做着大量的努力。这种选择，为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和弹性不断地扩展着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