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代的德国，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些毛病的总爆发。把技术和民主政治理解为现代性的核心，把德意志的独特性夸大成德意志的优越性，进而认为德国应该承担起复兴西方文明的伟大使命，在这些基本判断上，海德格尔与纳粹一拍即合。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1935年发表的演讲《形而上学导论》中盛赞“纳粹的真理与伟大”。
到了1953年，正式出版《形而上学导论》的讲稿时，海德格尔把“纳粹”二字改成“这个运动”，并且加括号说明这个运动指的是“星球式特定的技术与新时代的人的相遇”。这个改动充分说明，海德格尔与纳粹的遭遇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其次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判断。事实上，从1966年的《明镜》杂志访谈中也可以看出，直到晚年，海德格尔依然认定，自己只是在具体的判断上犯了识人不明、所托非人的错误，但在根本的判断上并没有错。
现在我们可以来做个总结。
美国学者马克·里拉说：“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可能是，两者都被败坏。”我完全认同里拉的这个判断，事实证明，一旦思想者突破思想的边界，加入权力的游戏，就必定会对权力屈服，最终成为独裁者的工具和附庸。海德格尔的纳粹牵连再一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