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知道竺可桢是科学家，后来知道是气象学家，再后来知道他还是教育家。浙江大学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他的卓越领导。
从1936年到1949年，竺可桢当了十三年浙江大学校长，全民族抗战的八年岁月他都是在浙大度过的。其间颠沛流离，历经五省，五易校址，行程五千里，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硬是把浙江大学由三个学院、十六个学系办成了七个学院、二十七个学系的综合类大学。不少专业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为浙江大学赢得了“东方剑桥”的美誉。
竺可桢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回国后，曾在武昌。南京等高等院校执教，并在东南大学首创地学系。
浙江大学的学潮把竺可桢推到了校长的位置上。他在就职演讲中，阐述了对大学教育的理解，其中“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对我触动很大。
在对学生的讲话中，他反复地告诫学生，“教育不仅使学生求得谋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要的目的。”“盲从的习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求学的目的是“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竺可桢刚上任，就提出大一不分系的建议。避免学生过早地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基础。他主张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一线加强基础学科教育。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课，选与本专业有关或者自己喜欢的学科学习。理工科学生选唐诗宋词，文科学生选物理、微积分，在当时的浙江大学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回想我读大学时选的唐诗宋词课，教室里挤满了学生，场场爆满，有时候要站着听课才行。姜夔的《扬州慢》、王维的《老将行》，尤其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至今还念念不忘。
他的大学教育主张，“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为其“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值得深思。研究批判和反省，即是不盲从，敢于提出不同的见解。获得知识的方法比知识本身更重要。没有一层不变的知识，只有不断探究，发现新知识，才能不断推动各种知识推陈出新，向前发展。
“大学因为能包容万流，所以成其为大。”浓厚的学术氛围，造就了一流的学术水准。像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苏步青的微分几何、王淦昌的原子核物理、谈家桢的遗传学、蔡邦华的昆虫学、卢守耕稻作学、吴耕民的果树学、夏鼐的考古学、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等，均享誉海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