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7月18日凌晨，4点35分，我将孩子们从床上叫醒。
4点50分，我们已经在去参加葬礼的路上。
西方半空的月亮水一样苍白，空气干净，正从黎明前的黑暗和幽深中走出来。
到达村口时，已有两辆车停在村口的省道边，打着双闪，黄色灯光在淡薄的晨雾中跳跃，是这个黑暗黎明里的唯一生气了。
我停好车，就在那两辆车前面，同样打开双闪锁好，和四嫂以及孩子们走下省道。
过一会儿，送葬队伍将走到这里，人们将在此依次上车前往殡仪馆。
我们前方，仿佛就在村子的那一端，从一排高大杨树后面漫过来的鱼鳞云，像一把扇子，被地平线下的太阳照亮，颜色从黄到灰到黑，而头顶一片空白。
夜里刚下过一场大雨，脚下的水泥路面昏暗，要低头仔细避开脚下的水洼和污泥。
路上没有人，也听不到秋蝉鸣叫，连鸟的叫声也没有。
这是个闷热而充满奇幻色彩的农村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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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还是比他们交代时间迟了十分钟。
但很明显，我们来的算是早的了。一个婶子和我打招呼，让我们赶紧去吃饭。
院子里外各搭着一个篷子，下面放了许多圆桌和钢筋薄铁皮焊成的简易圆凳，但已在吃饭的人们并没有几个坐下来，多数人都围着桌子站立，手里端着一碗白菜豆腐汤，筷子上夹着一片馒头。
烧菜的炉子摆在路边，炉旁洼地的浑浊积水里飘着油花，浸在里面的青草和蛋壳已经腐烂了，发出阵阵难闻的气味。
我注意避开站在用一排片石铺成的小路上的人们，去到篷子下面，给自己盛一碗汤。
人越来越多，于三拎着一个马夹袋从院子里走出来，大声叫我的名字，我朝他扬手。
他走过来，将一个两寸宽的白布条给我，还有两包香烟，二十块钱。
这些是做为用我车子的酬劳，白布须要系在反光镜上，哪怕是自己家的车子，也必须要，不知道为什么。记得那年二爷爷去世，我拿到的酬劳是几枚一元硬币，两块还是三块？我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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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50分，灵车来了，停在院前路上，唢呐声骤然响起，人们脚步匆忙起来，开始里里外外的跑动。
忙事的人神色严肃，指挥着大家各自抓紧就位。
我叫上儿子，让他跟在我后面。
堂叔们和他们的儿子已经跪在院子里，排成一排，面向放着二奶奶遗体的堂屋，最前面的大堂叔抱着二奶奶遗像。
我挤进堂屋，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正在给小辈们分发哭丧棒，拿到的马上出去跪到队伍后面。身后的姑妈和婶母们哭声大作。
盛着二奶奶遗体的冰棺被几个人从屋里拉出来，女人们追在后面哭喊，男人们起身，列队走出院子，一个男人在队伍旁指挥着，大家走到灵车前复又跪下。
灵车启动后，男人们起身，队形不变，仍从队首转向后方，跟在扛着旌旗的女婿和唢呐队后面缓慢步行，灵车和追着灵车哭喊的女人们在最后面。
队伍很长，捧着哭丧棒的男人包括男孩子们无一例外的低着头，沉默缓行，前方的唢呐声和后面女人们的哭声听起来那么遥远。
沿途观看的人们窃窃私语，评头论足，几个孩子跟着队伍跑动。队伍里的其他人不知会不会因此而不自在，总之我觉得这整个仪式充满奇幻色彩和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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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哭丧棒，在长长的队伍中垂首缓行，这已是我第四次经历了，从奶奶到二爷爷到爷爷，到这次的二奶奶。
但我在每次这样的经历过程中并未能感到有多哀伤，如果有——当我在那垂首前行的队伍中，也曾泫然欲涕过，也曾眼含热泪，但那也只是针对活着的人。
我曾多次梦到过死亡，梦到过自己的葬礼，和这现实不同的是我并不在这行走的队伍里。
在梦里，我的灵魂在空中浮沉，我低头看着拉着我尸体的送葬队伍无声行走，长路没有尽头。
我很享受那种浮浮沉沉的失重感觉，觉得死亡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没有其他事情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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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仪馆人满为患，车子胡乱停放在草坪上，刚失去亲人的人们脚步迟滞，来来回回行走着，身后披着的白布拖在地上，沾满污泥。
一个皮肤黝黑的小女孩从草坪上跑过。她并不能知道她身上披着的那块白布代表什么意义，但和这类似的各种装束和仪式将在她往后的人生中频繁出现。
每个告别仪式都须要有鲜花。于是，二十块钱一束的鲜花被殡仪馆循环利用着。他们将堆在即将被推入炉子的遗体上面的鲜花拿下来，将蔫了或被不同的手握过并揉碎的花瓣和叶子摘除掉，胡乱扔在过道里。
同时，被扔在过道地上的，还有各种饮料瓶，瓶盖，纸巾和烟蒂。空气污浊得让人无法忍受。
“还要多久才好啊？”
我问从我面前走过的一个熟人。他和我同村，是我家邻居，现在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已经进去十分钟了，再过半小时就好，我刚去关照过。”
“以前烧一个只要二十五分钟，现在不行，烟囱被封掉了，搞环保，烧一个最少四十分钟。”
他指向左前方不远处光秃的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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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点45分，骨灰被从窗口送出来，装入骨灰盒。
9点10分，到达墓地。
葬礼的仪式到了最后时刻。
太阳火辣，偌大墓地找不到一块荫凉，唢呐声潦草无力，声音微弱，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焦躁。
墓穴是早几年二爷爷已经占了的，只要打开，将二奶奶安放在他边上即可。
在边上人的协助下，守墓人揭开墓穴上的大理石墓碑和水泥封盖。墓穴里积水很深，用一个舀子舀净擦干，墓穴四角各放一枚一元硬币，中间一枚，铺上带来的薄被，骨灰盒放下去，盖上写有二奶奶姓氏的旌旗，放入八枚硬币，摆放成十字（二奶奶信耶稣），洒半瓶酒，重新封上。所有人排队磕头，将头上的孝帽取下，葬礼结束。
持续几天的严肃紧张总算过去了，大家好像都松了口气，所有人委顿不堪，疲态尽显，但神色和语气都轻松了，结伴说着话，中间甚至夹杂着笑声，各自上车从墓园回去。
一会儿的中午十一点后，大家都将回到那个院子里外的篷子下面，和大半个村子里留下来的人一起，吃饭，喝酒，说好久不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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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我曾回去过，母亲说起过二奶奶的状况，问我去不去看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放弃了。
我能想象得到，一个躺在病榻上三个月的将死之人的状态，意识模糊，不能说话，只靠一些流质维持生命。
我不愿去面对这个场景，不愿将我的怜悯送给任何人，更无法让一些凄凉和不忍目睹的境况有所好转。
既然我什么都做不了，还不如不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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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墓地回来后的那个中午，在那场漫长葬礼最后一顿正餐酒席上。
和所有人一样，我坐在篷子下面，汗流浃背。
两台巨大的落地风扇在篷子一头工作，将风灌进来，将每个人的说话声吹向篷子另一头，于是说着话的人们不得不交头接耳或者大声喊出来。
我让父亲坐在我边上，别去隔壁桌上，和那些和他年纪相仿的人坐一起，他们喝酒太凶。
如今，能将这么多人聚到一起的，唯有葬礼了。
这些年来，慢慢的，和家乡的许多人，亲戚，朋友，曾经一起出外的老乡，同学，都断了交往，缺席了很多他们诸如婚礼生子庆生等各种仪式。但这并不会让我有多遗憾。
对我来说，唯有葬礼才最重要，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场告别仪式，才有让人不得不参加的理由。
隔壁桌子上的叔伯们并未能放过父亲，不断有人过来和他碰杯喝酒，高高的将头仰起来，将酒倒进嘴里，而嘴里的话语，早已不连贯了。
我看着他们花白的头发和通红脸膛，无法阻止他们和我父亲将一杯杯白酒倒入自己喉咙。
他们的生活大多如这场葬礼一样，过得潦草而局促，有很多人早已病体缠身。
爷爷奶奶辈们已经一个没有了，而死亡的收割机器不停，越来越近，正向他们轰隆驶来。
所有人，包括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出席一场又一场越来越潦草的即将属于他们的葬礼，看着长长的送葬队伍无声行走，长路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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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的农历7月13日，二爷爷去世。
今年农历7月14日，二奶奶去世（很遗憾，她老人家说过一定选在和二爷爷一天走的，最后还是差了一天）。
十三年前的农历8月16日，我奶奶去世。
六年前的农历8月13日，爷爷去世。
四次葬礼，恰逢中元节、中秋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