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转载了前辈对于非学校教育的探索总结，我想利用这篇稿子来说说我家具体的教育方式。
我家对中文学习一直非常重视。我们的愿望是下一代不仅能用中文交流，而且能喜欢，谙熟中华文化。语言是极容易受环境影响的。生长在英国的下一代，英语不可避免的会成为他们的强势语言。即使放学后所有的时间（包括晚上与周末）都用来练习中文也很难抗衡每周5天的全日制英文学校环境。家长只要稍稍放松警惕，中文马上在孩子的生活中退居二线。移民家庭的第二代由于父母的关系，一般能用中文交流，但读写就差很多。成家立业后，少了父母代的压力，往往在自己的小家庭中更倾向于用英文交流。对于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移民第三代，使用中文的能力和意愿会大大降低。即使身为父母的第二代移民认识到中文的重要性，希望子女学习中文，也往往力不从心，无法为子女提供家庭中文环境。即使能用中文交流，也往往只能局限于吃喝玩乐一类浅层的内容。无法用中文深入交流。如此这样继续到第四代，第五代，学习中文的意愿会越来越弱，所有前辈们为中文学习付出的努力恐怕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如何避免一场空的结局，一直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今年九月，当山东东莱国学的赵升君老师来英国做巡讲时，我们也探讨了这个问题。赵老师说到纵观中国历史，当中原人在向外移民迁徙的过程中，中原文明和语言都被当地接纳，并且生根。究其原因，是文化捍卫了语言的生存。因此在海外，为下一代植入中华文化才是硬道理，才可能避免中文在移民后代中的日渐式微。
同理，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在东南亚等地区，由于移民过去的华人比较多，而中华文化相对于当地文化的优势也比较大，因此中文经常被比较好地保留了下来。甚至于强烈影响了当地文化，使之明显地与中原传统文化有亲缘关系。而移民至西方国家的华人人口不足。并且当地文化发展程度较高。因此除了在自己相对封闭的小圈子之外，“与主流接轨”的结果就是文化上大幅度被同化，最后连语言也保留不下来。
要植入文化，简单的过个中国节日，吃顿饺子，划个龙舟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从深层的思想中汲取养分。国学是我们的不二选择。在与国内的国学圈私塾圈交流中，有一篇文章特别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徐健顺老师的《我所理解的中国古代教育》。这篇长文讲述了古代私塾的很多细节。现节选一些对我们家塾教育产生影响的段落。
“中国的古代私塾原来都是一对一教学的。”
”从孔子到民国，中国所有的私塾、官学，都是一对一授课。老师从来不会面对两个以上的学生讲课。上大课只有一种情况，所谓“会讲”，也就是讨论课。老师的授课，从来都是一对一。”
“这个法子，是孔子传下来的，至少是他确立的。看《论语》《孝经》《礼记》，孔子授课都是一对一的，是问学制。上大课一定是讨论课，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也有概论课。但是老师传授知识技能的时候，一定是一对一的。一对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人的教育，是针对个人的个性化教育。”
“一对一，你就要关心学生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到性格，为他设计独特的学习套路。这不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吗？所有西方教育学所梦想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实现。我们一直都说孔子的教育是因材施教，不同的学生给不同的答案，可是不知道这种教育态度是建立在一对一教学的教学体制上的。没有一对一教学，因材施教很难实现。”
“古代的教学方法，在一对一方面，最突出的，是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也就是自学。”
“古代私塾授课的第一步，授书（上书）。那么一天授多少次书？一次授多少书？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古代蒙馆的学习时间，一般是一天2到4小时。学馆的学习时间，一般是一天4到8小时。古代有很多“儿童十二时辰图”之类的画，看一看就可以发现，儿童除了吃饭睡觉，大部分时间是在游戏。学习上课的时间很少，作业也很少，或者没有。在这几小时的时间里，授多少书，由儿童自己决定。因为他上完了书，要回去背。背会了，要给老师检查。什么时候背会？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觉得背会了，就举手告知先生，于是再次上去。所以是学生掌握着学习进度。当然老师也会适当干预，但是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是自己的事情，这一点，在私塾是共识。”
“第二步，是背书，学生下去自己复习。古人背书和今人也是不同的。先生教的是吟诵。”“唱好唱不好，不是以嗓音好听、旋律优美为标准的，而是以理解到位为标准的。老师的优势在这里。孩子们一学，不管是跟您学，还是跟录音机学，总之不会学得很像，这时就是老师的功力了。您要抓住核心的东西，就是吟诵的规则和内涵的理解，这两样有问题了，您就指出来，要求纠正。这两样没有问题的，就一律鼓励：好啊好啊，唱得真好，比老师好，比录音机也好，太好了！这样就行了。最终孩子们就会有自己的音乐自己的歌。这就是古代私塾先生的教法。”
“古代学生的背诵，是主动的行为，是作曲，是一种创造！学习不仅仅是接受，更是创造！这种现代西方教育学的理论，古人早就明白的，早就实践了的。自己作的曲，自己记不住吗？所以古代学生的背诵效率很高，效果很好，而且很快乐。”
（未完待续）
